二、史學意識

  所謂史學意識，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它是人們（尤其是史學家們）對史家的活動和思想、史書的撰寫及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對這些活動、思想、撰述、關係等方面的歷史過程與經驗積累的認識和評價。

  史學的發展，不僅僅表現在史家對於歷史的認識，還表現在史家對於史學的認識。這種對於史學的認識，也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春秋、戰國之際到秦漢時期，中國史學上已經滋長了明確的史學意識，並進而演變為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反映這一過程的史書主要是《春秋》、《左傳》和《史記》。

  《春秋》在史學意識上的突出表現，一是「屬辭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所謂「比事」，是按年、四時、月、日順序排比史事，是編年紀事的概括性說法。「屬辭」，是指在表述史事時講求遣詞造句，注重文辭的錘鍊。「不亂」，除了編年紀事這種體裁之外，還包含了「屬辭」中用例的思想。《左傳》稱讚《春秋》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8]司馬遷評論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9]這些都說明孔子在「屬辭比事」和用例上的嚴格要求。《春秋》的「屬辭」和用例，不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它還突出地反映出孔子對於「義」（褒貶之義）即歷史評價的重視[10]。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於指陳歷史形勢，對歷史發展趨勢作出判斷；對所記史事作出評論，顯示出相當深刻的歷史見解。但在史學上明確提出「義」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這對後來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孔子還稱讚晉國史官董狐書法不隱的精神，說他是「古之良史」[11]。孔子又提出尊重歷史文獻的認識，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12]論證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歷史文獻為根據，這是孔子提出來的史學上的一個基本原則。從《春秋》和孔子的這些言論來看，可以認為，孔子是中國史學上第一位有明確的史學意識的史家。

  上引《左傳》諸文，表明它們在史學意識的發展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孟子不是史家，但他關於孔子作《春秋》的許多言論，在先秦史學思想中卻是不可忽視的。他指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13]這兩句話，是講到了史家作史的社會環境、社會目的和社會作用。孟子關於史學與社會之關係的認識，關於「事」、「文」、「義」的概括，在先秦時期的史學上是有代表性的，對以後史學思想的發展也有深刻的影響。

  從《春秋》和孔子的言論，以及《左傳》和孟子的言論，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史學意識所具有的豐富內涵：一是重視史書的結構和文辭，二是重視史家對於史事的評價，三是推崇「書法不隱」的精神，四是提出了史學發展同歷史發展的關係的初步認識，五是提出了歷史撰述的社會條件、社會目的和社會作用的認識，六是提出了事、文、義這三個史學上的重要概念。這些，對後來史學思想、史學理論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西漢時期，司馬遷把先秦時期的史學意識推進到更高的認識層次，即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階段。所謂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有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它不止提出了有關史學的某些方面的認識，而且進一步提出了史學家們不應為之中斷的、具有連續性的神聖事業的認識。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深沉地寫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先人」，是指他的父親太史令司馬談；「小子」，是司馬遷自稱。他們父子是把「紹明世」、「繼《春秋》」同周公、孔子的事業聯繫起來，還有什麼比這更崇高的呢！在司馬遷看來，「《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如此看來，「繼《春秋》」確乎是神聖的事業。司馬遷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可謂鮮明而強烈。「小子何敢讓焉」，顯示了他當仁不讓的勇氣和崇高的歷史責任感。

  司馬遷的這種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促使他創造出偉大的成果，寫出了《史記》這部巨著。他說，《太史公書》「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14]。這是他的史學發展意識在實踐上的要求，即把繼承前人的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結合起來，作為努力的目標。從廣泛的意義上看，司馬遷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不僅僅是指《史記》說的，也是指「史家」說的。戰國時期有諸子百家而無史家的突出地位，司馬遷要改變這種傳統，使歷史撰述也能成為一「家」。「成一家之言」的莊嚴目標的提出，反映了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產生時所達到的高遠的境界，在史學發展上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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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司馬遷以後，史學意識的發展經歷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至唐朝而出現了《史通》，經歷唐、五代至兩宋而出現了史學批評的繁榮。經曆元、明至清前期，古代史學經過總結與嬗變而出現了《文史通義》。經歷清後期的社會變動和史學分化，至二十世紀初出現了梁啓超的《新史學》和章太炎的《訄書》，以及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李大釗的《史學要論》。史學意識在2000年中有豐富的積累，並不斷走向更高的層次，逐步達到對於史學的科學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