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史學理論（上）

  第一節 歷史意識和史學意識

  一、歷史意識

  中國史學有豐富的史學理論遺產。我們對這份遺產的考察和概括，當以中國史家的史學意識為出發點；然而，史家的史學意識又是建立在史家的歷史意識基礎之上的。因此，本章就從歷史意識和史學意識說起。

  所謂歷史意識，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它是人類在文明發展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對自身歷史的記憶和描述，並在求真求實的基礎上從中總結經驗、汲取智慧，進而以其用於現實生活的一種觀念和要求。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古老的歷史意識傳統的民族。

  在文字產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歷史意識，這從口耳相傳的神話、傳說中得以反映出來，其中包含著先民對於自身歷史的記憶。在文字出現以後，先民的這種原始歷史意識逐漸發展為自覺的歷史意識，這從卜辭、金文、官文書和史官記事中得以反映出來，其中包含著對於時事的記載和對於歷史的追述。《尚書·召誥》說：「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意謂我們不能不以夏為鑑戒，也不能不以殷為鑑戒。又說：「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意謂君臣上下，時常把憂慮放在心裡，這樣才差不多可以說，我們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夠像夏那樣經歷久遠的年代，才不至於經歷像殷那樣的年代。我們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樂使上天高興，以便從上天那裡接受永久的大命。[1]《詩經·大雅·盪》說：「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這種歷史鑑戒思想所反映出來的，正是一種強烈的自覺的歷史意識。周人關於先祖和王朝的頌詩，見於《詩經·大雅》中的許多篇章，也都反映出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卜辭和金文所記大多關於時事，它們作為文字記載由簡而繁的確證，其中包含了後來作為歷史記載的幾個主要因素，即時間、地點、人物、活動或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卜辭中有關祭祀祖先的記載，涉及殷王朝的世系，則已包含了追尋歷史的意識。金文中「子子孫孫永寶用」的觀念，反映出希望現實不被未來所遺忘的歷史意識。《大盂鼎》銘文關於殷人因酗酒而「喪師」的記載，同上引《尚書》、《詩經》中的話屬於同一種含義，也是自覺的歷史意識的反映。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古代最早的史官起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據《魯春秋》而寫出編年體史書《春秋》，成為中國史學上最早的私人撰史的史家。自此以後，直至清代，在大約2500年中，史官以及並非史官的史家層出不窮，代有名家。他們世代相承，把中華民族的自覺的歷史意識繼承和發展下來。中國史學的這個特點，不僅為中國學人所重視，而且為近代以來西方學人所推崇。

  這種深刻的歷史意識在史學發展過程中，反映在史家歷史觀點上的突出成就，首先，是認識到歷史、現實、未來的聯繫，如司馬遷說的「述往事，思來者」[2]。其次，是認識到歷史是變化的，如《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史墨說的話：「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因此，「通古今之變」成為司馬遷以後不少史家追求的目標之一。再次，是肯定歷史在變化中的進步。例如，杜佑《通典》論分封、郡縣的弊與利，認為「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3]；論民族風尚，認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4]；論人才狀況，認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5]；等等。反映出鮮明的歷史進化思想。最後，這是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早已有所發展的、認為歷史可以為現實提供借鑑的思想，如司馬光所說「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6]。這些歷史觀點，還有其他一些進步的歷史觀點，在中國史學發展中都有豐富的積累。

  這種深刻的歷史意識產生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同時又反過來影響著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許多事實證明，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辯論，都直接影響到當時政治上的重大決策。唐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7]這話極簡潔地概括了歷史意識對社會實踐（這裡主要是指政治實踐）的反作用。

  這種深刻的歷史意識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對促進各族之間的歷史認同、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有重要的作用。自司馬遷著《史記》而以周邊少數民族入史，此後成為歷代「正史」撰述的傳統。這些事實表明，中國歷史上人們這種深刻的歷史意識，表現為大原則上的共同的社會心理和歷史價值觀，這是中華民族之凝聚力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淵源。總起來看，可以認為，中華民族的深刻的歷史意識，是中國史學之優良傳統的核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