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

  自春秋時期開始，重人輕天的觀念不斷發展，《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越來越突出地講到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但這些記載或論述，還只是零星的和初步的。一部史書，不僅在觀念上，而且在內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確立了人在歷史發展中占有主要地位，則自《史記》開始。因此，司馬遷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際」的問題的本質，歸根到底是要全面地說明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確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中心位置

  《史記》以前的史書，或以記言為中心，或以記事為中心，而《史記》則是以記人為中心的綜合體史書。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在闡述這個問題時是從三個層面上來說明的：第一個層面，是記「王跡所興」而「著十二本紀」；第二個層面，是記「輔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個層面，是記「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各階層人物而「作七十列傳」。這樣，司馬遷就不僅在觀念上而且也在具體的撰述上，確立了人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中心位置。這是中國史學上人本主義傳統真正確立的標誌。此外，司馬遷為了釐清時代和事件而「作十表」，為了寫出歷代典章制度的「承敝通變」而「作八書」，從而構成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綜合體史書的整體面貌。

  （二）具體地描述出了以人事為發展線索的歷史進程

  司馬遷的《史記》「上記軒轅，下至於茲」，寫的是一部通史。從「十二本紀」來看，這一歷史進程完全是由人事為發展線索顯示出來的。例如，《五帝本紀》是通過區別紛繁的文獻和實地考察所得，弄清黃帝的事跡，「擇其言尤雅者」入史。而夏、殷、周、秦四本紀，都是首敘各朝始祖之姓，次敘各朝大事。《秦始皇本紀》講了秦始皇的功業和賈誼對秦始皇政治的批評；《項羽本紀》敘述項羽「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的史實，並揭示了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的悲劇；《高祖本紀》意在表述夏、殷、周、秦、漢政治的歷史遞變；《呂太后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著意於寫出當時的政治統治局面，如「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孝文帝「德至盛也」、孝景帝時「諸侯太盛」；等等。「十二本紀」的後論表明，司馬遷是完全拋開了「天命」在寫一部貫通古今的人事的歷史。這在歷史觀念上和歷史撰述上，都是偉大的創舉。

  （三）肯定了人在歷史轉折關頭或重大事變中的作用

  司馬遷評價陳勝說：「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61]他讚揚劉敬的膽識，說他「脫挽輅一說」，向劉邦獻定都關中之策，乃「建萬世之安」[62]。他評價曹參說：「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63]他論周勃說：「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64]司馬遷不僅是對於在亡秦、建漢、安邦這些重大事件中對有關的歷史人物作出評價，對於歷史上類似的歷史人物，也都能作出恰當的評價。他是一位善於從歷史轉折關頭和重大事件中，去發現起了關鍵作用的歷史人物的史學家。

  （四）認為人的智謀在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司馬遷評論蘇秦說：「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65]他讚揚陳平在漢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後又在諸呂之亂中「定宗廟」，於是「以榮名終，稱賢相」，「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66]他比較晁錯、主父偃在對待劉氏諸王策略上的得失時指出：「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67]六國合縱，平諸呂定宗廟，削弱諸王，這些都是重大的決策，司馬遷認為人的智謀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批評項羽「不知自責」，是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只憑武力，不懂得運用智謀，是不會成功的。

  （五）用人的恰當與否，關係到國家的存亡安危

  

  司馬遷重視人的作用，是把這種作用同國家的存亡安危聯繫起來看待，並不只是限於從個人的得失考慮。他認為，「君子用而小人退」，是「國之將興」的徵兆；反之，「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於是他引用前人的話說：「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68]司馬遷在考察漢與匈奴的關係時，又寓意深刻地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69]

  （六）注意到普通人在社會中的作用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在講到幾篇普通人的列傳的撰述宗旨時，著意稱讚他們的德行。他寫道：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遊俠列傳》第六十四。

  …………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司馬遷稱道遊俠說：「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作為史學家，他感到有一種深深的遺憾。這就是他說的「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可見，他對於這些「閭巷之俠」確抱有深刻的敬意。他說：「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遊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70]司馬遷所稱道的是遊俠的人格、品質，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他們不同於社會上的「暴豪之徒」，希望世人能夠對他們有正確的認識。從這裡，可以看出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學家站出來為遊俠辯誣的良心，也可以看出他在評價歷史人物的作用時，十分重視歷史人物自身的道德情操。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把「富」分為三等：「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他稱道秦朝的烏氏倮和寡婦清，「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是有名的富者。他以嚴肅的態度，考察漢興以後「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如蜀卓氏之以鐵冶富，程鄭亦以冶鑄富，宛孔氏以鐵冶致富，曹邴氏以鐵冶富，刀閒以逐漁鹽商賈之利起富，師史以轉運致富，任氏以窖倉粟、力田畜富，橋姚以積蓄馬、牛、羊、粟而富，無鹽氏以貸錢而富，還有田嗇、田蘭、栗氏、杜氏，等等。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司馬遷所稱道的「賢人所以富者」，是指這些人不是憑藉爵邑俸祿、弄法犯奸而富，而是靠著「椎埋去就，與時俯仰」而富，這就叫作「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在司馬遷看來，憑著自身的智慧，按正常途徑致富，這對自己、對社會都是有益的；相反，「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司馬遷關於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繼承和發展了先秦時期的人本主義思想的萌芽和傳統，大大豐富了對於人自身的力量、智慧、作用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史記》一書是歷史之成為人的歷史、史學之成為史家對於歷史的理性認識的標誌。這一點，對中國後來的史學有重大的影響，成為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