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究天人之際

  一、「天」的新解和天人關係

  司馬遷提出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兩個既古老又現實的問題，在歷史觀念的發展上具有根本的性質和長久的影響。這裡，首先從「天」談起。

  如上節所述，殷、周時期，「上帝」和「天」是指人格化的至上神。這種觀念在後世雖然還時隱時現地出現，但它已不能在歷史觀念上占據統治地位了。至晚從春秋時期開始，人們對「天」的含義已逐漸有了新的認識和新的解釋。子產、單襄公等人所說的「天道」，儘管還沒有完全否定「天命」的存在，但已包含了自然的天象的成分。孔子講「天」反映出人們對「天」的認識的矛盾性和過渡性。他一方面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34]，另一方面又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5]但總的來說，他不曾專門對學生講過「天」。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36]可見，孔子關於「天」，是持謹慎態度的。而老子則認為「天」是自然的無意志的物質性的天空，「天地不仁」[37]。戰國時期，人們論「天」或賦予它一般自然現象的含義，或賦予它自然之勢、客觀之勢的含義。孟子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38]這裡說的「天」，即指自然、客觀之勢。而荀子則具體指出：「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39]這是非常清楚地說明了天是自然界的論點。所以說，在中國思想史上，思想家很少有不講「天」的[40]。

  當然，對「天」的新解，又總是伴隨著人們對於「人」自身的認識的推進。子產之論「天道」與「人道」是這樣，其後人們探究天與人之關係的總趨勢也是這樣。因此，天人關係就成了一切思想家、史學家特別關注和潛心探討的根本問題。

  古老的天人關係，講的是至上神和最高統治者的關係，這就是《尚書·大誥》中說的「天亦惟休於前寧人」。後來，當人們提出「天道」與「人道」、「天道」與「人故」的時候，「天」與「人」的含義都發生了變化，「天」已不是指至上神，而「人」也不是專指最高統治者了。春秋末年，人們對天人關係的認識更加豐富了，越國大夫范蠡認為：

  

  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41]

  這裡所講的，是治理國家要受到天時、人事和環境的影響。而統治者的高明就在「隨時而行」，即「守時」。反之，「天時不作」、「人事不起」，則不可輕舉妄動。所謂「天時」，已近於是說的客觀條件了，「人事」是說的人心的傾向了。從歷史觀點來看，范蠡說的「天時」、「人事」、「隨時」、「守時」都是很重要的概念，反映出了關於天人關係中客觀形勢與主觀判斷的新認識。而戰國時期的荀子則進而提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聖人矣。」「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42]在荀子看來，「天」是指四時變化，能夠區分出天與人各自的本分的才可以叫作「聖人」。人具有管理事務的能力，是可以同天（之時）地（之財）相配合的。荀子還強調在天人關係中，人應充分發揮主體的作用，他這樣說：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與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43]

  這裡，荀子指出了只有把天當作物來看待，並按照天的運行規律來治理萬物，才是正確地處理了天人關係，符合事物發展的真實情況。

  應當注意的是，范蠡著重從「國家之事」討論了天人關係，荀子著重從事物（包括自然與社會）發展闡述了天人關係；范蠡強調人的「隨時」、「守時」，荀子更重視人對於自然和社會自身運行法則的認識，以發揮人的主體作用。

  由此可見，當人們對「天」不斷提出新的認識的時候，人們對天人關係的認識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這是中國古代歷史觀念發展中最具有理論意義的思想成果。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也就可以感受到司馬遷以史學家的深邃和睿智，提出「究天人之際」這一宏偉命題的分量了。

  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的問題，除有歷史的根源，也還有現實的原因。當時，董仲舒是善言「天人之徵，古今之道」[44]的有影響的人物。董仲舒宣揚「天人感應」說，認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45]，「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46]。這種「天人感應」說在歷史觀念上則表現為「君權神授」的理論。董仲舒解釋說：「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47]「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48]。這是把天人關係又拉回到《尚書·大誥》所說的「天亦惟休於前寧人」的古老而神秘的氣氛中去了，並且賦予它以理論的形式。這是歷史觀念上的一個倒退。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的問題，還有一個現實的原因，即漢武帝所進行的大規模的封禪活動和祈求神仙活動。這種皇帝和方士的結合，使西漢社會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在這種歷史氛圍中，司馬遷大膽地提出「究天人之際」的問題，顯示出了一位史學家的理論勇氣。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的思想，從一個新的認識高度上對「天人關係」問題作出了回答。第一，是對「天道」的懷疑和否定。第二，是著力闡明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主體作用。第三，是揭示「時勢」與人的歷史活動的關係。對此，除上文已有所闡述外，在下面的有關問題中，還會一一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