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研究方法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發展起來，並逐步成為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主流。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倡導並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觀察歷史，故其歷史研究方法是強調理論與方法論的統一。其顯著特點，是重視社會經濟生活在歷史運動中的基礎作用。1920年，李大釗發表了《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認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76]郭沫若研究中國歷史，先致力於社會史的探討，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後致力於學術思想的闡釋，寫出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也是遵循這個方法的。郭沫若在1945年寫的《十批判書·後記》即《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一文中，回顧了他的治學道路和治學方法，從中可以窺見這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者在治史方法上的發展過程。他寫道：

  

  我是生在過渡時代的人，純粹的舊式教育在十二三歲時便開始結束，以後便逐漸改受新式教育。……

  在日本的學生時代的十年期間，取得了醫學士學位，雖然我並沒有行醫，也沒有繼續研究醫學，我卻懂得了近代的科學研究方法。在科學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尤其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

  ……為了研究的徹底，我更把我無處發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銅器銘文的探討上面。這種古器物學的研究使我對於古代社會的面貌更加明了了之後，我的興趣便逐漸轉移到意識形態的清算上來了。[77]

  從郭沫若的這個自述里，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從舊式教育、新式教育、近代科學研究方法到接受了辯證唯物論的；可以看出他何以首先致力於古代社會面貌的研究然後致力於意識形態的清算這個研究程序，後者正是從宏觀方面反映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研究方法的特徵。

  侯外廬在總結他「五十年來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時，首先就指出：「以歷史唯物論為指導的歷史科學不能不從研究經濟學開始。……我認為，研究歷史，首先要知道生產方式，根據生產方式來區別某一社會的經濟構成，因為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性質。反之，如果不應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特定歷史時代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產方式的變化，就難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判明這一時代的社會性質，揭示歷史的規律性，歷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學依據。」[78]這個見解極概括地闡明了，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研究方法為什麼其共同的基本特徵是重視社會經濟的研究。這就是說，認識生產方式和社會性質，是認識一切社會歷史問題的前提和基礎，有了這個前提和基礎，其他的社會歷史問題才能得到恰當的和科學的說明。因此，人們才能獲得對於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這是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研究方法，是區別於以往一切歷史研究方法的根本所在。

  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研究方法還有一個方面，即階級分析方法。翦伯贊在1938年寫成的《歷史哲學教程》的緒論中寫道：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歷史在發展過程中各階級的特點，不是決定於時代的英雄，而是決定於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方法，所以經濟是歷史的基礎。馬克思……認為歷史是生產發展過程中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79]

  從重視歷史中的經濟關係到重視經濟關係中的階級關係，這是唯物史觀方法論上合乎邏輯的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區別於以往一切其他史學，又一個明顯的標誌。

  顯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和發展，都堅持以重視經濟基礎的研究和重視階級關係的研究為基本的研究方法。如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之作——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就是要闡明中國歷史上奴隸制的存在，同時，闡明「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隸制的推移」和「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等等。此書第一次採用科學的方法來探討「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它所產生的學術影響，在史學史以至學術史上，有振聾發聵的作用。當然，上述方法的運用，在不同的史學家中，不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缺點，甚至會出現錯誤，但都不能改變一個基本的事實：正是由於運用了上述研究方法，人們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才走上了科學的道路。從另一方面看，有些很有成就的史學家，由於沒有接受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從而局限了自己的成就。1948年11月24日，毛澤東在致一位史學家的信中寫道：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指吳晗所著《朱元璋傳》——引者）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80]

  這裡所說的「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一方面是說明了對於馬克思主義史學來說，在根本原則上理論和方法論的統一；另一方面也是指出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史學家在史學方法上的不同的發展道路。

  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研究方法，還十分重視歷史主義原則。關於這一點，毛澤東有過明確的論述。1938年10月，他在講到歷史遺產問題的時候，這樣認為：

  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81]

  毛澤東把總結「歷史遺產」作為現實實踐中的一個重大問題提出來，並且強調「不應當割斷歷史」的「歷史主義」原則和方法，在歷史研究的方法論上有重要的意義。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在戰爭年代，尤其是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年代中發展起來的，用歷史主義方法總結歷史遺產，繼承歷史上的珍貴品，這不只是發展歷史科學的需要，也是當時正在進行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觀點來看，所謂歷史主義方法，要義有二：一是不應當割斷歷史，二是承認歷史上的一些珍貴品在現實生活中還有其生命力。這就叫作「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82]。階級分析方法和歷史主義方法在本質上和原則上是互相一致的：對歷史上的事物作階級分析，也是一種歷史主義態度；而歷史主義也不否認歷史上階級鬥爭的存在和階級分析的必要。當然，這並不排除在具體運用中，人們是會遇到許多複雜的問題的。

  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研究方法，並不排斥前人和時賢在歷史研究方面所創造、所積累的正確方法。在文獻的處理、史料的考訂上，以及在歷史編纂方法和史事表述方法上，都是必須重視的。郭沫若在1929年說過：「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不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為其出發點了。」[83]這是尊重羅、王的成果，也是肯定他們歷史考據的方法。1946年，翦伯贊發表《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強調講究方法與搜集史料的結合，認為：「要使歷史學走上科學的階梯，必須使史料與方法合而為一。即用科學方法，進行史料之搜集、整理與批判；又用史料，進行對科學方法之衡量與考驗。使方法體化於史料之內，史料融解於方法之中。」本文闡述了「史料探源與目錄學」、「史料擇別與辨偽學」、「史料辨證與考據學」、「史料的搜集整理與統計學、邏輯學及唯物辯證法」等問題。他於辨偽學，從《漢書·藝文志》的自注和唐、宋以來的辨偽成果一直論到顧頡剛的《古史辨》。於考據學，則稱道錢大昕、王鳴盛、趙翼三家成果，說：「三書各致力於一個方面，若融會而貫通之，則對史料之辨證，可以獲得多方面的知識。」[84]同時，對清人關於《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的考訂成果，也多予以肯定。侯外廬在講到類似問題的時候，從理論上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明確地認為，研究歷史，必須「實事求是，謹守考證辨偽方法。中國史料汗牛充棟，真偽相雜。無論研究社會史、思想史，要想得出科學論斷，均須勤懇虛心地吸取前人考據學方面的成果，整理出確實可靠的史料。考據學本身算不上歷史科學，但它卻是歷史科學不可缺少的專門學問。如果要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古代史，就必須鑽一下牛角尖，在文字訓詁、史料考證辨偽方面下一番功夫。要遵守前人的嚴謹的方法，不可隨意採擇史料。……此外，還要充分利用經過專家董理的出土文字資料和實物資料，作為古史研究的必要論據。」[85]從上面的引證中，可以看出，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研究方法不僅十分尊重前人的辨偽考據方法和成果，而且主張對其作綜合的利用。這是因為，在尊重事實這一點上，古今史家是相通的。

  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研究方法，還強調歷史科學的民族化。這個問題，也還是要從郭沫若所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撰述意識講起。他在自序中寫道：

  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紀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

  外國學者對於東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國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實在是比穿山甲、比蝟毛還要難於接近的逆鱗。外國學者的不談，那是他們的矜慎；談者只是依據舊有的史料、舊有的解釋，所以結果便可能與實際全不相符。

  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

  …………

  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86]

  在這裡，作者雖然沒有提出「民族化」的概念，但是他所說的、所做的，正是歷史科學的民族化的工作。在這之後，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從事的研究和撰述，大抵都是朝著歷史科學的民族化努力的。正如侯外廬自己所總結的那樣：「所謂『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料，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做統一的研究，從中總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特點。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給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金鑰匙，應該拿它去打開古老中國的歷史寶庫。我曾試圖把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看作是恩格斯關於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問題的理論在中國的引申和發展。而這項工作不是我個人所能做到的，但卻心嚮往之。」[87]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科學「民族化」的問題，正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區別於其他史學的標誌之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所提出的這種「民族化」的要求和方法，同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的特點是一致的，即「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使它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88]。

  史學家研究歷史的方法，跟史學家認識歷史的水準有直接的關係，跟不同時代的相關學科的發展水平也有重要的關係，因此，隨著歷史的進步，科學的發展，人們研究歷史的方法也會隨之發生變化，總會有一些新的方法被運用到歷史研究中來。方法的更新，也是歷史學進步的一個標誌。

  [1] 《國語》卷十七《楚語上》，韋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頁。

  [2]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14頁。

  [3] 《墨子》卷八《明鬼下》，孫詒讓間詁，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41～145頁。

  [4] 魏徵等：《隋書》卷四十二《李德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197頁。

  [5]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頁。

  [6]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7頁。

  [7] 翦伯贊：《史料與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7頁。

  [8] 《論語》第三《八佾》，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6頁。

  [9] 《論語》第十五《衛靈公》，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7頁。

  [10] 魏徵等：《隋書》卷四十九《牛弘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299頁。

  [11]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35～1943頁。

  [12]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47頁。

  [13]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十《校讎通義·原道》，《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5頁。

  [14] 參見章學誠：《章氏遺書》卷十《校讎通義·宗劉》，《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5～96頁。

  [15]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十《校讎通義》敘，《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5頁。

  [16] 蕭子顯：《南齊書》卷末《曾鞏南齊書目錄序》，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1037頁。

  [17] 姚思廉：《陳書》卷末《曾鞏陳書目錄序》，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869頁。

  [18] 魏徵等：《隋書》卷末《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904頁。

  [19] 姚思廉：《陳書》卷末《曾鞏陳書目錄序》，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501～502頁。

  [20] 魏收：《魏書》卷末《舊本魏書目錄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065頁。

  [21] 參見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頁。

  [22]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41頁。

  [23]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機仲》，《朱子全書》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664頁。

  [24]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128～132頁。

  [25] 劉知幾：《史通》卷五《采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7～108頁。

  [26] 劉知幾：《史通》卷五《補註》，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2頁。

  [27] 參見《論語》第三《八佾》，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6頁。

  [28] 劉知幾：《史通》卷五《采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6頁。

  [29]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7頁。

  [30]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8頁。

  [31]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五「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孫猛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9頁。

  [32]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編年類」，徐小蠻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3頁。

  [33]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20～421頁。

  [34] 陸懋德：《史學方法大綱·自序》，上海：獨立出版社，1945年，此處引自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1980年重印本。

  [35]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09頁。

  [36] 同上。

  [37]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23頁。

  [38]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頁。

  [39] 袁宏：《後漢紀》序，《兩漢紀》下卷首，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頁。

  [40] 劉知幾：《史通》卷首《史通原序》，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1] 參見白壽彝：《史記新論》，北京：求實出版社，1981年，第86～91頁。

  [42] 魏徵等：《隋書》卷七十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637頁。

  [43] 參見房玄齡等：《晉書》卷六十《張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40頁。

  [44] 參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3876頁。

  [45] 洪邁：《容齋續筆》卷五「秦隋之惡」，《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1頁。

  [46] 洪邁：《容齋三筆》卷九「馮道王溥」，《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9頁。

  [47] 洪邁：《容齋三筆》卷七「光武苻堅」，《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08頁。

  [48] 洪邁：《容齋隨筆》卷二「孟舒魏尚」，《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頁。

  [49] 杜佑：《通典》卷一《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頁。同見《食貨七》後論。

  [50] 杜佑：《通典》卷一《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頁。

  [51]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頁。

  [52]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0頁。

  [5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六「德宗建中元年」，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285頁。

  [54] 陸贄：《陸宣公奏議》卷十五《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郎曄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89、191頁。

  [55]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2頁。

  [56] 王韜：《漫遊隨錄》卷首《自序》，《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頁。

  [57] 黃遵憲：《日本國志敘》，《日本國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頁。

  [60]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南京：勝利出版公司，1947年，第2～3頁。

  [61] 參見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8頁。

  [62]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37頁。

  [63]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47頁。

  [64] 胡適：《胡適文存》卷二《實驗主義（七篇）》，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22頁。

  [65] 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1～92頁。

  [66] 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33～204頁。

  [67] 參見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1頁。

  [68]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學衡》第四十五期，1925年9月。

  [69]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3頁。

  [70]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頁。

  [71] 參見胡守為：《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成就與治史方法》，《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05～106頁。

  [72] 參見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6頁。

  [73] 見陳垣：《勵耘書屋叢刻》中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據1934年刻版影印本。

  [74] 參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45～53頁。

  [75]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1～2頁。

  [76] 李大釗：《李大釗史學論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頁。

  [77]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466頁。

  [78]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頁。

  [79]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5頁。

  [80]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0頁。

  [8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頁。

  [82]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頁。

  [8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頁。

  [84] 翦伯贊：《史料與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60、70頁。

  [85]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18頁。

  [8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頁。

  [87]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頁。

  [88]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