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的歷史研究方法

  在史學近代化的過程中，也伴隨著近代的歷史研究方法的出現。

  1947年，顧頡剛在他的《當代中國史學·引論》中，講到當時的中國近百年史學的後期發展情況時寫道：

  後期史學的面目，是頗為新穎的。他（它）所以比前期進步，是由於好幾個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過去的乾嘉漢學，誠然已具有科學精神，但是終不免為經學觀念所範圍，同時其方法還嫌傳統，不能算是嚴格的科學方法。要到五四運動以後，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輸入，於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在這方面，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考古學上的貢獻；甲骨文和金文經過科學的洗禮，再加上考古學上的其他發現，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來。此外如新的考據論文，多能揭發各時代歷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從前要有系統得多。這都是科學方法之賜。[60]

  在這之後，他還依次講到另外幾個「助力」：西洋新史觀的輸入，新史料的發現，歐美、日本漢學研究的進步，新文學運動的興起等。作者把方法置於第一個「助力」，足以表明那時相當多的一部分學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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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顧頡剛所說的「科學的方法」，主要是指近代考古學的方法和歷史考證方法。其影響所及，有對甲骨文、金文的新認識，有新的考據論文，有一系列考古新發現，有新的史料整理，從而有了對古史的新認識。這個「科學的方法」的提倡，以胡適為最早，而王國維、顧頡剛、陳寅恪、陳垣是取得成就最突出的史家，被稱為近代史學上的考據學派[61]。這個時期，梁啓超在史學上有廣泛的論述，他關於治史方法的倡導，產生了一定影響。

  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史學上，胡適被稱作是一個「最先有方法自覺」的人。而胡適自己也認為「『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62]。胡適以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影響，又打著「科學」的旗號，故其倡言「方法」的言論，曾一度為不少人所接受。胡適所倡言的「科學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話來概括，叫作「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10個字，是「胡適科學方法的商標」[63]。胡適的方法論，另一方面標榜「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另一方面又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從而否認人們認識真理的可能性。他認為「一切『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所有的科學律例不過是一些最適用的假設，不過是現在公認為解釋自然現象最方便的假設」[64]。可見，胡適的「科學的方法」實質上是實用主義方法。這種「方法」既不承認真理的客觀存在，「事實」和「證據」也就從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價值。而其在對待具體史事上，「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實則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方法論。

  顧頡剛是受到胡適所說的「科學的方法」的影響而又同胡適走著不同治史道路的史家。1926年，顧頡剛在《古史辨·自序》這篇長文中，講到了他對科學方法的認識過程，以及他是怎樣找到了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的。他寫道：

  我常說我們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人家也就稱許我用了科學方法而整理國故。倘使問我科學方法究竟怎樣，恐怕我所實知的遠不及我所標榜的。我屢次問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學方法到底有多少條基本信條？」靜中溫尋舊事，就現出二十年來所積下的幾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十二三歲時，我曾買了幾部動物、植物的表解，覺得它們分別種類的清楚，舉出特徵和形象的細密，都是很可愛的。進了小學，讀博物理化混合編纂的理科教科書，轉嫌它的凌亂。時有友人肄業中學，在他那邊見到中學的礦物學講義，分別礦物的硬度十分明白，我雖想不出硬度的數目字是如何算出來的，但頗愛它排列材料的齊整，就借來抄錄了。進了中學，在化學課堂上，知道要辨別一種東西的原質，須用它種原質去試驗它的反應，然後從各種不同的反應上去判定它。後來進了大學，讀名學教科書，知道惟有用歸納的方法上可以增進新知；又知道科學的基礎完全建設於假設上，只要從假設去尋求證據，更從證據去修改假設，日益演進，自可日益近真。後來聽了適之先生的課，知道研究歷史的方法在於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後左右的關係，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現的。老實說，我的腦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學方法不過如此而已。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許多散亂的材料，再用了這些零碎的科學方法實施於各種散亂的材料上，就喜歡分析、分類、比較、試驗，尋求因果，更敢於作歸納，立假設，搜集證成假設的證據而發表的主張。如果傲慢地說，這些新主張也可以算得受過科學的洗禮了。[65]

  從這一段自述中，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顧頡剛學習「科學方法」的熱情和軌跡，可以由此進而看到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學人熱心於講求「科學方法」的一般情形。

  胡適和顧頡剛都十分強調治史方法的重要，故有的研究者把他們稱作「方法學派」[66]。他們雖然都是以「疑古」著稱於史學界的人物，但他們兩人所「疑」不同。胡適的「疑」，在哲學思想上是不相信真理的客觀存在而宣揚實用主義，在歷史觀點上不相信中國有優秀的文化遺產而宣揚民族虛無主義。顧頡剛的「疑」是在學術上以「疑古」為手段而以「考信」為目的，並從治學態度上的客觀主義轉向對民族前途的關切[67]。顧頡剛的「疑」，最終還是要達到「日益近真」的目的，跟胡適的「疑」在性質上也有不同。顧頡剛提出的「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歷史觀點，對有關古史的一些傳說起了廓清之功，他從研究《禹貢》開始的歷史地理研究和邊疆地理研究，他編著的考辨古史的名作《古史辨》等，在中國近代史學上都是有地位，有影響的。

  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都是以考據顯赫於中國近代史學的名家，但他們的考據又各具特色。王國維用「二重證據法」，以達到「古史新證」的目的。他對於考古學上的新發現表示極大的重視，認為這推動了新學問的出現。他甚至認為，這在中國歷史上有長久的傳統，他這樣說過：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物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同時杜元凱之注《左傳》，稍後郭璞之注《山海經》，已用其說。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有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68]

  王國維在關於古史的研究中，善於以舊史料解釋新發現的材料，又以新發現的材料印證舊史料：新發現的材料可以證明古史記載中的可信部分，而古史記載也可以補新材料中的脫略。這樣，新材料可以充分發揮作用，舊材料也可以得到重新鑑定。他用這一方法對古史中的疑難問題進行深入的考證，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為中外學人所推崇。他自己解釋這種方法叫作「二重證據法」，他這樣寫道：

  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區別，此世界各國之所同也。在中國古代已注意此事。

  …………

  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並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之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

  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69]

  人們在評價王國維的史學成就時，總是不能離開評價他的治史方法，可見他的「二重證據法」在近代考據學上的重要地位。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這樣寫道：

  這裡講的「互相釋證」、「互相補正」、「互相參證」都離不開考據方法，並把它加以理論化了，唯其如此，故可以「示來者以軌則」。從王國維到陳寅恪，都十分注意對治史方法的總結，由此也可以窺見一代學人的學術風貌。

  陳寅恪和陳垣也都是近代歷史考據學上的大師，前者以詩文與史事互證，後者以探求史源、講究類例，在考據和撰述上都取得了創造性的學術成果。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陳寅恪注意到以詩文證史的方法，如以韋莊《秦婦吟》補述黃巢起義事跡，以李復言《續玄怪錄》發中唐宮闈鬥爭隱秘等，都是在這方面的獨特創舉。四十年代，他把以元稹、白居易詩箋證史事的著作集成《元白詩箋證稿》，成為以詩證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後來，他又用十年時間，撰成《錢柳因緣詩釋證稿》即《柳如是別傳》，通過箋釋錢謙益、柳如是詩文，廣泛地論述了明末清初的歷史。其中涉及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如復社事跡、錢謙益投清因緣、鄭成功復明活動等，本末甚詳，且可補正史之不足。這書是以詩文系統地考訂一代史事的傑作，作者自稱撰述此書是「欲自驗所學深淺」，堪稱是作者一生治學方法的總結。[71]

  陳垣研究歷史和歷史文獻的一個重要方法，是講究類例，即分類列舉的方法。他在一個專題下面搜集許多材料，區別類例，找出一定範圍內的通例，然後編纂成文。他寫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用了這種方法。他晚年的代表作《通鑑胡注表微》，也用的是這種方法。他在歷史文獻學方面的著作，如《史諱舉例》，成書8卷，為例82；《元典章校補釋例》，在一萬兩千多條材料中，選取十分之一，分類部居，加以疏解，成書6卷，為例50。他的《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也是屬於校勘性質的專書，不以例稱，但也是運用類例的方法寫成，凡5卷，收錄材料194條，分為10例。[72]陳垣在史學方法論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他在《史諱舉例》序中說道：

  民國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須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謂避諱。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亂古文書，然反而利用之，則可以解釋古文書之疑滯，辨別古文書之真偽及時代，識者便焉。蓋諱字各朝不同，不啻為時代之標誌，前乎此或後乎此，均不能有是，是與歐洲古代之紋章相類，偶有同者，亦可以法識之。研究避諱而能應用之於校勘學及考古學者，謂之避諱學。避諱學亦史學中一輔助科學也。[73]

  這裡，他不僅說明了什麼是避諱和避諱學，而且從史學的宏觀方面來說明避諱學方法應用的重要，溝通了古今中外，具有理論概括的意義。可以認為，陳垣區分類例的方法，繼承和發展了古代史家在這方面的成就，在近代歷史考據學上取得了獨樹一幟的成就。

  最後，我們還要說到，近代「新史學」的首倡者梁啓超在史學方法上也有突出的貢獻。梁啓超的論著中，有比較方法和統計方法的應用[74]。但梁啓超在史學方法上的突出貢獻，還應是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這兩部書所闡述的方法論問題。這兩部書的題名，表明了作者是著意於史學方法的。關於這一點，梁啓超在《補編》的《緒論》中作了這樣的說明：

  凡《中國歷史研究法》書中已經說過的，此次都不詳細再講。所以本篇可名之為《補中國歷史研究法》或《廣中國歷史研究法》。

  ……舊作所述，極為簡單，不過說明一部通史應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講演，較為詳細，偏重研究專史如何下手。因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專史沒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專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來，便成一部頂好的通史了。此次講演，既然注重專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種專史研究法法》。總論的部分，因為是補充《中國歷史研究法》所不足，所以很零亂，沒有甚麼系統。分論的部分，因為注重各種專史的作法，所以比較複雜，更豐富。[75]

  梁啓超自己把這兩部著作概括為「通史的作法」和「專史的作法」，都是屬於歷史編纂法方面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在這兩部書中所闡述的歷史編纂方法，並不只是形式方面、技術方面的問題，它也涉及對歷史、史學、史學史、史學的改造、史學的目的、史家修養，以及史料學和歷史表述方法等問題。可見，梁啓超所著意要闡述的史學方法，是以歷史編纂方法為核心的涉及許多史學理論問題的廣義的史學方法論。他闡述的史學方法論之所以必須涉及廣泛的史學理論問題，其精髓則在於「史之改造」。由此看來，梁啓超之論史學方法的特點，是不脫離理論認識去孤立地討論史學方法，這是他倡導「新史學」的高明之處。

  以上，我們是結合著在中國近代史學上有重要影響的史家，闡述了近代的歷史研究方法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國學人也寫出了一些以介紹西方史學方法為主要內容的史學方法著作，對促進中國史學方法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