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史文獻的整理

  歷史文獻在其積累過程中，由於社會的與自然的原因會出現散失的情況。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發出了「文獻不足征」的感嘆，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8]孔子說的「文獻」包括歷史記載和當時賢者；因為這兩方面的「不足」，他無法用杞和宋來證明他對夏禮、殷禮的認識。孔子在另一個地方又說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9]「文獻不足」和「史之闕文」，或許就反映了歷史文獻散失的情況。

  當歷史文獻積累愈來愈多的時候，這種散失的情況有時是很驚人的。隋朝初年，牛弘在上書請開獻書之路時講到，自孔子至南北朝，書籍有五次厄運：秦的焚書，使「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東漢末年，獻帝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盪。此則書之三厄也」。西晉末年，「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南北朝時，江表圖書，盡萃於後梁，及北周滅後梁，後梁蕭繹「悉焚之於（郢之）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10]牛弘主要是從社會方面的原因，總結了圖書散失的嚴重情況。正如牛弘所指出的，圖書在每遭到一次厄運之後，總是會引發人們對圖書進行搜集、整理的熱情。

  歷史文獻的整理，也還有其他一些原因。如人們在轉抄、刊刻文獻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訛誤、脫漏，不同抄本和刻本的流傳造成的歧異，由於時代的久遠後人對前人撰述的費解，也有後人對歷史文獻的臆改造成的錯誤，還有後人假託前人之名而作偽的著作，等等。所有這些，都促使人們為社會的需要而不斷開展對歷史文獻的整理。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整理歷史文獻的第一人。司馬遷記其事曰：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

  ……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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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歷史上所謂孔子刪訂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是儒家經典，也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歷史文獻。孔子未必序《彖》、《象》、《系》、《說卦》、《文言》，未必編訂《禮記》，但他整理歷史文獻的工作，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司馬遷評價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12]

  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這是封建朝廷所組織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歷史文獻整理工作。劉向的《別錄》、劉歆的《七略》是這次歷史文獻整理工作的結晶，前者多已佚亡，後者經班固刪削後寫成《漢書·藝文志》，成為今存最早的歷史文獻研究專書，對以後中國古代歷史文獻的整理工作和理論建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漢書·藝文志》之後，唐初史家撰寫的《隋書·經籍志》、北宋歐陽修撰寫的《新唐書·藝文志》、南宋鄭樵撰寫的《通志·藝文略》、元初馬端臨撰寫的《文獻通考·經籍考》，直至清代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總目》，都是性質相同而又不斷豐富、發展的歷史文獻整理的結晶。

  隨著歷史文獻積累的增多和整理工作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些專門整理歷史文獻的要求和方法，主要有校勘、版本、輯佚、辨偽、注釋、考證等。

  校勘，這是整理歷史文獻最基本的工作。它涉及對同一歷史文獻之內容的考察、篇目的編次、文字的訂正、書名的確定和文獻性質的辨別等。劉向的《戰國策書錄》寫道：

  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相補，除重複，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以下，劉向還分析了《戰國策》所產生的歷史條件和《戰國策》的文獻價值。從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內容和性質相同的書有許多不同的本子，文字多有誤脫，書名亦各不相同。劉向都一一校正、勘訂、編次成書。

  這是指校勘一種書而言。如果校勘群書，除了上面這些工作之外，還應討論群書之旨，條辨流別。章學誠在論到劉歆《七略》和《漢書·藝文志》的區別時寫道：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群書之旨也。此最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13]

  在章學誠看來，校書涉及廣泛的內容，而「討論群書之旨」是最重要的。他認為班固刪去《七略》中的《輯略》是一大失誤。至於《漢書·藝文志》還保留「條辨流別數語」的做法，則唐初的《隋書·經籍志》和北宋的《崇文總目》都有所繼承。而南宋鄭樵撰《通志略》，又刪去《崇文總目》敘錄，重蹈了班固的覆轍[14]。章學誠認為：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15]

  這就是說，校勘群書，不只是一些技術上的文獻整理工作，更重要的是學術史的研究工作。

  研究版本的特徵和差異，鑑別其真偽和優劣，也是歷史文獻整理的重要方面。所謂版本，是指一書經過多次傳寫和刊刻、印刷而形成的各種不同本子；指書籍製作的各種特徵，如書寫或印刷的形式、年代、字體、行款、紙墨、裝訂，以及一書在其流傳過程中所形成的記錄，如藏書印記、題識、批校等。上引《戰國策書錄》，可知劉向校書時就遇到了題寫不同書名的各種本子。北宋時，史臣奉命校刻南北朝及隋歷代正史，在版本上就遇到三種不同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所據版本比較完好，只需一般性校勘即可刻版印刷，如《南齊書》、《梁書》、《隋書》即是。於《南齊書》稱：「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16]於《梁書》稱：「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17]於《隋書》則云：「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聖旨，齎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敕差官校勘，仍內出版式雕造。」[18]第二種情況，是所據版本脫誤較多者。如《陳書》，史臣奏稱：

  ……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箸。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書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19]

  從這段文字中，可知宋人校訂《陳書》，已覺版本是個嚴重問題，所以要以「州縣藏書之家」的藏書，來同「館閣所藏」比勘，才能作最後的校定。第三種情況，是所據版本有嚴重殘缺者。如《魏書》，史臣奏稱：

  而修史者言詞質俚，取捨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號，雜以冗委瑣曲之事，覽之厭而遺忘，學者陋而不習，故數百年間，其書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今各疏於逐篇之末。然上繼魏、晉，下傳周、齊、隋、唐，百六十年廢興大略，不可闕也，臣攽、臣恕、臣燾、臣祖禹，謹敘目錄，昧死上。[20]

  這裡涉及對《魏書》的評價，姑且不論。從它亡逸的卷帙來看，占了全書的四分之一，可見這個版本的殘缺嚴重。為了大致恢復《魏書》的原貌，只有根據本源於《魏書》的其他文獻所載有關史事加以補綴；而補綴後刊刻出來的本子，也就成了《魏書》的一個新的版本。

  宋、元以降，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迅速發展，朝廷和地方，官府和私家，都有大量的歷史文獻刊刻行世，同一文獻的不同版本紛呈於世，成了更加普遍的現象。如《資治通鑑》問世後，在宋代就有9種刻本，即十二行本，甲、乙十五行本，十四行本，甲、乙十六行本，甲、乙十一行本，傅校北宋本。在元代有胡三省注本，在明代有孔天胤本，在清代有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等，十幾個版本。又如歷代正史，版本之多，難以盡舉。僅「二十四史」整體來說，在清乾隆年間有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而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則有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的問世。

  由於不斷有歷史文獻的散佚，輯佚就成了歷史文獻整理工作不可缺少的環節。這一工作盛行於清代，這同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有密切的關係。四庫館臣從明代類書《永樂大典》這一巨製中輯出大量的佚書。經《四庫全書》著錄的就有385種，4926卷。其中經部66種，史部41種，子部103種，集部175種。若連同存目者，共512種，約占《四庫全書》總數的十分之一。《四庫全書》史部中著錄所輯佚書，有不少是珍貴的史書，如東漢劉珍等幾代史家所撰《東觀漢記》24卷（原書143卷），宋代史家李燾所著《續資治通鑑長編》520卷（原書980卷）、李心傳所著《建炎以來系年要錄》200卷、吳縝所著《五代史記纂誤》3卷、薛居正所著《舊五代史》（原稱《五代史》）150卷等。清代私家輯佚也頗多成就，如黃奭的《漢學堂叢書》（又名《黃氏逸書考》）輯佚書240種，包括「經解逸書考」86種、「通緯逸書考」55種、「子史鉤沉逸書考」73種，其中史部分正史、編年、別史、雜史、傳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等類，所輯東漢史、晉史佚文，有較大的影響。又如汪文台在前人輯佚的基礎上，輯成的《七家後漢書》，當是史書輯佚中的重要之作。再如湯球，更是以畢生精力從事歷史文獻整理，尤其是史書的輯佚。他輯有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云、蕭子顯、沈約9家《晉書》和陸機、干寶、曹嘉之等9家編年體晉史，以及習鑿齒《晉春秋》、孫盛《晉陽秋》、檀道鸞《續晉陽秋》、杜建業《晉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等。

  唐初史家撰《隋書·經籍志》，也十分注意對歷史文獻真偽的辨別。它在《古文孝經》下注曰：「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於小序中論道：

  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篇缺解，又有衍出三章，並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雲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余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喧喧，皆雲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

  這裡，唐初史家對《古文孝經》鄭氏注相傳即鄭玄注提出懷疑，又對《古文孝經》劉炫所序孔傳本表示懷疑，而且還寫出了懷疑的根據。唐初史家在著錄讖緯書之後論道：

  說者又雲，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雲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雲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雲孔子所作，並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22]

  這裡提出了辨偽的根據（「文辭淺俗，顛倒舛謬」），指出了作偽的特點（「造為之後」，「又加點竄」），可見唐初史家對待歷史文獻不僅有辨偽的意識，而且也有辨偽的方法。

  近人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設專章論述「史料之搜集與鑑別」。他認為，「正誤辨偽，是謂鑑別」，「書愈古者，偽品愈多」。他指出，戰國、秦漢之交、新莽、晉時都有一大批偽書出現的現象，並著重分析了戰國、秦漢之交出現偽書的原因。他總結前人辨偽的成就，結合自己的認識，概括了12條「鑑別偽書之公例」：

  ——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者，什有九皆偽。

  ——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佚，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偽。

  ——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

  ——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

  ——真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偽。

  ——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跡在本人後者，則其書或全偽或一部分偽。

  ——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後人竄亂之跡既確鑿有據，則對於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鑑別。

  ——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偽。

  ——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偽或兩俱偽。

  ——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劃，……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

  ——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為偽。

  ——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偽。[24]

  對於每一「公例」，梁啓超都舉例說明。他還撰有《古書真偽及其年代》，這是一部關於辨偽的理論和方法的專書，是近代歷史文獻學的重要著作之一。

  考證和注釋也都是歷史文獻整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考證，舊稱考據，是根據有關資料對歷史文獻本身或歷史文獻所記史事進行考核、證實和說明。嚴格說來，上面所說到的歷史文獻整理工作的各個方面，以及下文將要說到的注釋，都離不開考證。考證，是史家對待歷史文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方法。馬、班著史，劉向校書，都不能沒有考證。三國時譙周撰《古史考》一書，旨在考訂《史記》記事之誤，是為較早出現的考證專書。可惜此書久佚，今有清人黃奭輯本一卷，收在《黃氏逸書考》；章宗源輯本一卷，收在《平津館叢書》。劉知幾著《史通》，已經十分強調「采撰」的重要，即包含了豐富的考證思想。他指出，魏晉南北朝時，「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有的書「好聚七國寓言」，有的書「多采《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晉世雜著，多含有「詼諧小辯」、「神鬼怪物」，以此補史，「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苟不別加研核，伺以詳其是非？」「訛言難信，傳聞多失」，「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否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等等。總之，「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25]劉知幾所指出的造成種種「異辭疑事」的原因及實例，都要經過考證才能判明真偽是非。唐、宋以前的史注，包含著很多考證方面的成果。宋代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考異》，系統地記載了他對《資治通鑑》這部巨著在歷史文獻的取捨上的態度和根據，對後世有重大的影響。清代，考據學大盛，著述精深，名家迭出。錢大昕、趙翼、王鳴盛、崔述，都是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學者。近代以來，王國維、胡適、顧頡剛、陳寅恪、陳垣在歷史考證方面，也都有新的成就。

  用文字來解釋歷史文獻中難懂的字句或史事，叫作注釋或註解，也可簡稱為注。這是歷史文獻整理中一種常見的工作。注，古稱為傳（讀作zhuàn），後來才叫作注。劉知幾說：「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仰鑽『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26]疏通文字，「發明先義」，是注釋的主要目的。這主要是指為前人、他人之書作注，謂之他注。注釋還有一種特殊形式，即作者本人為自己所撰史書的正文作注，謂之自注。自注是作者對正文所述史事相關問題的補充或說明，在形式上同前者沒有太大的區別，而在性質上當屬於史書的一種體例，已如本書前章所述。這裡講的是他注。如《春秋左傳》杜預注，《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諸家注，《世說新語》劉孝標註，《資治通鑑》胡三省注等，都是名家之注。劉知幾在《史通·補註》中對自注和他注這兩種注釋形式原則上持否定態度，洵不足取。

  一般說來，歷史文獻的整理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常常是目錄、校勘、版本、輯佚、辨偽、考證、注釋幾個方面的結合。清代纂修《四庫全書》並撰成《四庫全書總目》，即是一項綜合性的浩大工程。儘管其間存在著失收、刪節、竄改和訛誤的地方，但在歷史文獻整理上，仍有其輝煌的價值。二十世紀上半葉，王國維、郭沫若等，在歷史文獻整理方面，都有突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