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歷史文獻整理和歷史研究方法

  第一節 歷史文獻的繁富

  

  一、歷史文獻的積累

  中國史學源遠流長，不曾中斷，這同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有密切的關係，也同中國歷史文獻的豐富積累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歷史文獻的積累，有三個方面的重要途徑：一是官府檔案文書的積存，二是歷史撰述的日增，三是史書以外的各種撰述的發展。

  官府所存檔案文書，是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從殷墟卜辭和金匱藏書（《尚書·金縢》），可知在殷周時期，人們對於檔案文書的積存、保管已有自覺的意識。周代的彝銘，也是借著青銅禮器的流傳保存銘辭的一種形式。官府檔案文書還有其他一些形式，《周禮·春官》說：「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鄭注說：「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系世，謂帝系世本之屬是也。」賈疏說：「雲奠帝系者，謂定帝系世本；雲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邦國之志和帝系世本，也是官府所保管的歷史文獻。在各諸侯國，也有官府所保存的歷史文獻。《左傳》昭公二年（周景王五年，前540年）記：「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大史氏掌管歷史文獻，韓宣子在那裡見到許多歷史文獻並大有感慨地發表了議論。不僅僅與周王室關係密切的魯國如此，即使是被認為文化比較落後的楚國，也十分重視歷史文獻。楚國大夫申叔時曾列舉可以用來對太子進行教育的歷史文獻，有春秋（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韋昭注，下同）、世（先王之世系）、詩、禮、樂、令（先王之官法、時令）、語（治國之善語）、故志（所記前世成敗之書）、訓典（五帝之書）等[1]。這些事實說明，從殷周王朝到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官府對於文書檔案和其他歷史文獻的積累是一直延續下來並在不斷地擴大著範圍。秦漢之際，天下紛擾，劉邦率軍攻入秦都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劉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2]。這件事情說明，從秦漢統一皇朝以下，歷代封建統治者越來越重視文書檔案及各種歷史文獻的積累、保存。

  自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國史的興起，推動了有自覺意識的、按照一定的系統撰述的歷史著作的發展，史書日漸多了起來。其名稱種種，有書、志、乘、國語、檮杌、春秋等。春秋又是當時國史的統稱，故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3]的說法。墨子還說：「吾見百國春秋。」[4]自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開創了私人撰史之風後，又一次推動了歷史撰述的發展，於是戰國時期的私人歷史撰述多了起來。這種私家修史之風，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史學多途發展時期形成了強勁的潮流，成為這個時期大量歷史撰述紛紛問世的助產婆。司馬遷著成宏偉的巨著《史記》，發出了「成一家之言」的號召，班固在這一背景下寫出了《漢書》，完成了紀傳體皇朝史的創建。在《史記》、《漢書》的巨大的史學魅力和密切的現實需要的雙重動力驅動下，「正史」即皇朝史撰述成為三國至隋唐時期史學上最繁盛的事件，以至出現了一代之史達數十家之多的局面。「正史」撰述，始終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歷史撰述的一大動力，流傳至今的「二十四史」，只是歷代皇朝史撰述的代表作罷了。與此相關的是歷代實錄的纂修，其特點是工程浩大，連綿不絕。今存《明實錄》、《清實錄》是這方面的殿軍。民族史撰述，也是中國古代歷史撰述的動力之一，這方面的撰述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和宋遼金元時期，兩度出現高潮，其中包括自唐以後出現的各種以少數民族文字所寫成的歷史撰述。此外，傳記、方志、野史、筆記、專史、方略、史注、史考、史論、史評，各自都有產生、發展和走向輝煌的時代，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動了歷史撰述的發展。自兩漢以下，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記載，歷代都有發展，而至近代則進一步發展成為對於外國史地的系統的撰述。這同近代興起的關於邊疆史地研究與撰述的史學潮流相匯合，成為推動近代史學發展的一大動力。西方新史學的崛起及其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及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歷史研究和歷史撰述的出現，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推動中國史學發展的兩大潮流，而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發展中逐漸成為主流。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歷史撰述的日增，都同歷史的發展及時代的特點有密切的關係，從根本上看，史書的積累正是歷史發展所造成的。我們從以下的幾個具體數字可以看到史書日增的這一歷史進程。

  唐初，《隋書·經籍志》史部：「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注曰：「通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

  北宋，《新唐書·藝文志》史部：「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卷。」

  元末，《宋史·藝文志》史部：「凡史類二千一百四十七部，四萬三千一百九卷。」

  從上面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唐代所積累的歷史撰述，在卷數上超過了隋以前所積累的歷史撰述；宋代的歷史撰述，在卷數上又超過了唐代。史書日益增多的趨勢，在明、清兩代更加明顯，清代乾隆年間編集的《四庫全書》當更能反映出這一趨勢。至於近代以來史書的增多，那就更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了。

  史書以外各種撰述的發展，就三國兩晉以後的總的狀況而言，是與史書的發展同步的。《隋書·經籍志》經部有易、書、詩、禮、樂、春秋經傳、孝經、論語、小學等9類，凡著錄627部、5371卷，通計亡書，合950部、7290卷；子部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兵家、天文、歷數、五行、醫方等14類，凡著錄853部、6437卷；集部有楚辭、別集、總集，凡著錄554部、6622卷，通計亡書，合1146部、13390卷。此外，附錄道經377部、1216卷，佛經1950部、6198卷。《新唐書·藝文志》經部有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讖緯、經解、小學等11類，凡著錄440家、597部、6145卷，不著錄117家、3360卷；子部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學家、天文、歷算、兵書、五行、雜藝術、類書、明堂經脈、醫術等17類，凡著錄609家、967部、17152卷，不著錄507家、5615卷；集部仍為楚辭、別集、總集3類，凡著錄609家、967部、17152卷，不著錄507家、5615卷。以後者與前者相比，經部書的卷數增加較少，而子部書和集部書的增加都在一倍以上。史書以外各種歷史文獻的增加和積累，對於人們認識歷史、研究歷史、撰寫歷史，都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唐代史家劉知幾著《史通》，其論史書之「六家」，屬於「經書」的《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占了三分之二[5]。他還指出：「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6]在劉知幾看來，經、史、子並無嚴格的界限。章學誠在前人立論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並論證「六經皆史」，從理論上打破了經、史的界限，還經書以本來面目，進一步開拓了人們研究歷史的視野。翦伯贊在論到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這一問題時認為：

  就史料的價值而論，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諸史，正史以外之諸史，不如史部以外之群書。為了要使中國的歷史獲得更具體更正確之說明，我們就必須從中國的文獻中，進行史料之廣泛地搜求，從正史中，從正史以外之諸史中，從史部以外之群書中，去發掘史料，提煉史料。只有掌握了更豐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國的歷史，在史料的總和中，顯出它的大勢；在史料的分析中，顯出它的細節；在史料的升華中，顯出它的發展法則。[7]

  在這裡，翦伯贊關於正史、正史以外諸史、諸史以外群書的史料價值的評論，是一個還可以討論的問題。但他充分肯定了史書以外的各種歷史文獻在史學上的價值，是十分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