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歷史文獻的利用

  歷史文獻在積累過程中便不斷被人們所利用。人們整理歷史文獻，一方面是為了保存它，另一方面是為了利用它，而歸根到底還是為了利用。

  文獻，是人們藉以認識和說明歷史的根據，這一點，孔子已經指出來了[27]。歷史文獻的積累和整理，是歷史撰述的前提。劉知幾這樣說：

  觀夫丘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若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28]

  劉知幾又說：

  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29]

  劉知幾的這兩段話，意在說明史家必須廣泛地涉獵歷史文獻，才有可能寫出信史、佳篇。同時，他也指出了歷史文獻有「雅言」和「別錄」的區別，以及史家對它們所應當採取的態度。史家只有博採「雅言」，才能使史書「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善擇「別錄」，才能「博聞」、「多識」，把史書寫得豐贍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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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洽和嚴謹，是中國史家在利用歷史文獻中所表現出來的優良傳統。這在一些有重大成就的史學家身上，尤為突出。舉例說來，如司馬遷著《史記》，撰通史，以黃帝為歷史的開端，他是經過認真研究、反覆思考的。司馬遷在《五帝本紀》後論中，陳述了他思考的軌跡。首先，他認為「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有許多不可信之處，反映出了他的辨偽的意識。其次，他認為「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反映出他對歷史文獻之流傳散失、輯佚的認識。再次，他考察了《春秋》、《國語》所記同《五帝德》、《帝系姓》的關係，從而證明「其所表見皆不虛」，確定了他撰《五帝本紀》的決心。最後，還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於歷史文獻的博覽和善擇的方法；而他通過社會調查所得來檢驗歷史文獻所記的真實性的方法，使後人不能不嘆服他的高見卓行。

  史學家對歷史文獻的運用，在抉擇去取上越是嚴謹，其所著史書越是接近於信史。《史記》被後人稱讚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0]，就是這個道理。在這方面，司馬光也堪稱史家的典範。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參考群書，博覽異說，為闡明去取之由，於本書正文之外，另撰《資治通鑑考異》30卷，與正文並行。從對於歷史文獻的利用來看，這是給後人留下一部怎樣利用歷史文獻的教材。歷代學者對此多有佳評，認為《考異》的作用是「參考同異，俾歸一途」[31]，「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於一」[32]。這裡所謂「俾歸一途」、「而歸於一」，是指經過比較和考核，於諸說之中辨別出一個正確的說法來；或某事為他史所采，而《資治通鑑》何以不採，《考異》則說明其所以然者。如《資治通鑑》卷206記武則天聖曆元年（698年），武承嗣、武三思都爭著想做太子，而武則天根據狄仁傑等人的建議，終於召回廬陵王李顯，立為皇太子事。關於此事，《考異》先後引用了《狄梁公傳》、《談賓錄》、《御史台記》、《新唐書·狄仁傑傳》、《朝野僉載》等書關於此事的記載，最後說：「今采眾說之可信者存之。」又如唐玄宗命姚崇為相事，《新唐書·姚崇傳》記：「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於是寫出了姚崇以十事相問，要玄宗表示是否可行。而《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玄宗開元元年（713年）記玄宗拜姚崇為相，不載姚崇「設事以堅帝意」之事。對此，《考異》稱：「世傳《昇平源》，以為吳兢所撰。」接著，它詳細徵引《昇平源》所記姚崇「以十事上獻」而後接受皇命之事。《考異》最後寫道：「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依託兢名，難以盡信，今不取。」《資治通鑑》所記許多史事，都在《考異》中有類似的說明。由此可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對歷史文獻有廣博的閱覽和謹慎的採用。從歷史撰述的形式來看，《考異》也可以說是為《資治通鑑》作了翔實的注釋。清代學者評價《考異》說：「光編集《通鑑》，有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者。……其間傳聞異詞，稗官既喜造虛言，正史亦不皆實錄。光既擇可信者從之，復參考同異，別為此書，辨正謬誤，以祛將來之惑。昔陳壽作《三國志》，裴松之注之，詳引諸書錯互之文，折衷以歸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33]

  從司馬遷、司馬光撰述歷史過程中對文獻的利用，可以想見史家之利用歷史文獻的一般情況。史家對歷史文獻的利用，不獨表現於撰史，而且還表現在注史。裴松之《三國志注》、胡三省《資治通鑑注》等，是注家善於博採歷史文獻作注的名作。

  史家對歷史文獻的利用，總是會受到一定的思想和理論的支配的。例如，劉知幾《史通·六家》把《尚書》、《春秋》視為史書的兩家，所以他能寫出《疑古》、《惑經》這樣具有鮮明的批判性的篇章。朱熹強調讀經是主要的，讀史是次要的，這就又嚴格了「經」與「史」的界限。章學誠倡言「六經皆史」，把經書作為反映歷史面貌的文獻看待，從而最終摘去了經書的神聖面紗，擴大了人們對歷史文獻認識的範圍。

  中國學人對歷史文獻的利用，還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這就是自南北朝以降，學人多注重編纂總集、類書、叢書，既保存了豐富的文獻，又大大方便了人們對文獻的利用。從宋代開始，中國學人注意於金石文字的研究，歐陽修的《集古錄》10卷、趙明誠《金石錄》30卷，是這方面的傑作。近代以來，由於考古新發現和考古學發展，在甲骨文、金文、碑刻、墓誌、簡牘、帛書等方面的彙編和利用，都有重大的成績，並促進了一批新興學科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