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典制體史書和紀事本末體史書

  典制體史書，以典制為中心，記述歷代典章制度及其因革損益。它以分門別類為表述上的特點，曾被稱為分門書。典制體史書從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分離出來，發展為獨立的體裁。中國古代史學上第一部有影響的典制史是唐代史家杜佑所撰的《通典》。這部200卷的巨著奠定了典制體史書的基礎，成為編年、紀傳二體之後又一種重要的史書體裁。《通典》分為九門，即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每門之下有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細目。它在內容上的處理和表述上的特點是，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下至唐代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13]。典制體史書是記事（典制）、記言（論議）相結合的新的發展形式，它擴大了歷史撰述的領域。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全書348卷，分為24門，較《通典》有所增益。《通典》和《文獻通考》都是典制體的通史，後人把它們同《通志》合稱「三通」。《通志》200卷，是南宋人鄭樵所撰，它是紀傳體史書，其典制部分稱為「略」。從性質上說，《通志》是繼承《史記》的事業，屬於紀傳體通史。「三通」都有續作，至清代而累計為「十通」，但它們在內容上和斷限上都有明顯的差別。採用典制體而又明確以斷代為書的，是會要形式的出現，它以專詳一朝典章為特色。唐德宗時蘇冕撰《會要》100卷，記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典制；唐宣宗時楊紹復又有續作。這類書宋人為之最勤。五代北宋之際，王溥在蘇、楊二人撰述的基礎上，補宣宗以後事，撰成《唐會要》。這是會要中最有價值的一部。王溥還撰有《五代會要》。南宋徐天麟撰《西漢會要》和《東漢會要》，也都是比較重要的撰述。宋代還設有「會要所」，修撰本朝會要，卷帙浩繁，可惜原書久佚。清人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有關材料，編為《宋會要輯稿》366卷。這是反映宋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資料，也是現有會要書中卷帙最多的。清人撰的會要書也不少，有姚彥渠的《春秋會要》，孫楷的《秦會要》，楊晨的《三國會要》，朱銘盤的南朝宋、齊、梁、陳四朝會要，龍文彬的《明會要》等，其價值都趕不上唐、宋會要。

  紀事本末體作為一種確定的史書體裁出現，為時較晚。這種體裁以記事為主，以詳敘重大歷史事件的起因至結果的過程為顯著特點，故名紀事本末。自東晉以下，史學上出現了編年、紀傳孰優孰劣的爭論。至劉知幾，則明言紀傳體在記事方面「斷續相離」的缺點；而皇甫湜撰《編年紀傳論》，則指出編年體「簡於敘事」的缺憾，認為必須輔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的著述，才能使歷史撰述趨於完備。這是為歷史撰述提出了新的要求。南宋袁樞依據《資治通鑑》的內容，總括為239件史事，分別列目，各自成篇，並於各篇之間略按時間先後編次，撰成《通鑑紀事本末》42卷，從而創立了紀事本末體。紀事本末的優點，在外部形式上，是「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比較易於按照歷史事件本身的完整面貌加以表述，即所謂「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在內部結構上，「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即對於事件之由微而顯、由起因而結果的發展過程能做到合乎邏輯的把握；在文字繁省和表述效果上，可收「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之效[14]。這些都是指以記事為中心來說的，無疑是史書體裁發展上的一個進步。在袁樞之後，南宋楊仲良有《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末》（一名《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明陳邦瞻有《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清李有棠有《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張鑒有《西夏紀事本末》，谷應泰有《明史紀事本末》，李銘漢有《續通鑑紀事本末》等。於是，紀事本末體亦成為中國古代史學上的一種主要的體裁。

  以上四種史書體裁，各有其獨特的優點。它們的先後出現和不斷發展，一方面說明，複雜的歷史面貌難以用單一的史書體裁表現出來，多種史書體裁的出現，恰恰是客觀歷史內容的多方面反映。另一方面也說明，史家之認識歷史、表述歷史的活動，有一個不斷深入、不斷創新的過程。除了編年體、紀傳體、典制體、紀事本末體這四種主要體裁之外，中國古代史書還有學案、表、圖、評論四種重要體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