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

  在幾種主要的體裁中，編年體出現較早，其特點是「以天時記人事」，這大概同古老的曆法知識有關。如《春秋》、《左傳》、《竹書紀年》等書，或出現在春秋末年，或出現在戰國時期。編年體史書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時、月、日順序記述史事。它以時間為經，以史事為緯，比較容易反映出同一時期各個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這是它的優點。但編年體史書不易於集中反映同一歷史事件前後的聯繫，也不易於寫出同重大歷史事件有密切關係的人物的事跡，這是它的缺點。劉知幾評論編年體的長短說：「夫《春秋》者，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有些重要歷史人物，「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9]。當然，編年體也是在不斷發展的，其早期形式中的某些短處，在後來的發展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進。東漢荀悅撰《漢紀》、東晉袁宏撰《後漢紀》，他們在這兩部編年體皇朝史中，運用了連類列舉的體例，從而擴大了編年體史書容納人物、史事的範圍。北宋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是古代編年體史書的傑作。它不僅包括的年代久遠，而且包含的內容也更加豐富，所以章學誠稱它是「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謂之「正編年之的」[10]。在《資治通鑑》的影響下，南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朱熹撰《通鑑綱目》，清畢沅撰《續資治通鑑》、夏燮撰《明通鑑》，形成了歷史編纂上的「《通鑑》學」。自漢唐以後，編年體史書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歷朝的「起居注」和「實錄」。唐代溫大雅撰的《大唐創業起居注》和韓愈主修的《順宗實錄》，是現存較早的這類著作。《明實錄》共2909卷，《清實錄》多達4433卷，是現存卷帙最大的實錄，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紀傳體史書的創立者是西漢司馬遷，他所著《史記》是紀傳體通史。東漢班固受《史記》的啟發而著《漢書》，是紀傳體皇朝史。《史記》、《漢書》奠定了歷代「正史」的體制，包括它們在內的「二十四史」，都是用紀傳體寫成的。紀傳體史書的最重要特點是突出了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它以大量的人物傳記為中心內容，把記言、記事進一步結合起來，又增加了典制和年表，形成了整體性的歷史撰述。從體裁的形式和結構上看，紀傳體是本紀、世家、載記、列傳、書志、史表和史論的綜合。在這幾個部分中，本紀和列傳是不可缺少的形式，故統稱為紀傳體；其他部分，各史不盡一致。本紀，基本上是編年體，以記一代政治、軍事大事，兼述帝王本人事跡。世家，主要是記載諸侯和貴族的歷史，也記載在歷史上起了特殊作用的人物的事跡。載記，是敘述割據政權的歷史。列傳，是各個方面代表人物的傳記，也包括同一階層或同一類型人物的類傳，以及少數民族的傳記，還包括關於域外情況的記載。書或志，是關於典章制度和有關自然方面的歷史。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世系表、人表等多種名稱，用來表示錯綜複雜的社會歷史情況和無法一一寫入列傳的眾多人物。史論，包括卷首序和卷後論，大量的是關於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論，或交代所敘內容的由來與宗旨，而於本紀後論特注重於政治上得失成敗、盛衰興亡的評論，尤能反映史家的歷史見解。優秀的紀傳體史書把這些形式綜合起來，在一部史書里互相配合，形成一個相輔相成的整體。古代史家歷來認為，「修史之難，無出於志」[11]。「二十四史」中只有《三國志》、《南史》、《北史》無志。然南朝梁人沈約主持修《宋書》時，所撰諸志，皆上續司馬彪所著《續漢書》各志（此志與范曄所撰《後漢書》紀、傳合為一書），故亦大致包含了曹魏時期典制。《南史》、《北史》之作，因《宋書》、《南齊書》、《魏書》皆各有志，以及《五代史志》（即《隋書》志）已含梁、陳、齊、周、隋五代典制，故亦不曾為志。總的來看，中國古代典章制度在「二十四史」中皆有論列。而各史志目之多少，名稱之確定，則不盡相同。紀傳體史書中類傳的設立，亦因時代而異，從中往往可見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表，諸史或有或無，以《史記》、《漢書》、《新唐書》、《遼史》的表為佳。紀傳體史書的優點是以記述歷史人物為中心，可以更多地反映各類人物在歷史上的活動；同時，因記述的範圍比較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文化和各種典章制度，便於通觀一個時期歷史發展的總相和趨勢，這是編年體史書所不及的。紀傳體史書的缺點是難以清晰地表述重大歷史事件的始末以及有關人物與事件之間的相互聯繫。劉知幾論紀傳體的長短說，「《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此其所以為短也」。[12]這個看法，大致近於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