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的近代化趨勢

  中國史學的近代化趨勢，是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中國歷史形勢的驅動下發生、發展的，因而具有非常明顯的時代特徵。

  （一）救亡圖強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

  這突出地表現在史家們對邊疆史地和外國史地的研究方面。鴉片戰爭前，龔自珍曾著《西域置行省議》一文，反映了他對邊疆事務的重視和遠見。鴉片戰爭後，研究邊疆史地的人多了起來，其中以張穆、何秋濤、姚瑩最為知名，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帶有民族危機的時代緊迫感。

  張穆（1805—1849年）的代表性著作是《蒙古遊牧記》16卷。他以10年之功撰成前12卷，「末四卷尚未排比」他就去世了，後經何秋濤以10年之功補輯而成，並校閱了全書，於咸豐九年（1859年）刊刻行世。《蒙古遊牧記》以方域為骨骼，以史事為血肉，記述了內外蒙古自古代迄於道光年間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作者自序說：「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紀之。首敘封爵、功勳，尊寵命也；繼陳山川、城堡，志形勝也；終言會盟、貢道，貴朝宗也。詳於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綴古通今，稽史籍，明邊防，成一家之言也。」書中詳載土爾扈特部「走俄羅斯，屯牧額濟勒河」，而在順治、康熙年間「表貢不絕」，並最終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渥巴錫時「挈全部三萬餘戶內附」的動人史實，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愛國思想，對世人也有極大的啟示。祁寯藻在為此書寫的序中，論述了蒙古所處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本書的價值，反映了此書所具有的時代意義。

  何秋濤（1824—1862年）的邊疆史地研究著眼於中俄邊界，曾撰《北徼彙編》6卷。咸豐八年（1858年），他在此書的基礎上擴大範圍，增益為80卷，並奉旨「繕寫清本」進呈，於次年由軍機處呈遞，咸豐賜名《朔方備乘》。這書的重要價值，是它考察了東北、西北等地的邊疆沿革、攻守形勢和中俄關係的歷史。書中的《北徼界碑考》、《北徼條例考》、《北徼喀倫考》、《俄羅斯館考》、《俄羅斯學考》、《雅克薩城考》、《尼布楚城考》、《庫頁附近諸島考》等篇，以豐富的史實，詳明的考據，闡述了中俄邊界的歷史和現狀。作者對於自己的這些撰述有一個明確的認識，「邊防之事，有備無患」，「哈薩克之外，惟俄羅斯為強國，然則邊防所重，蓋可知矣夫」，「西北塞防，乃國家根本」[43]。這樣的認識貫穿於全書之中，反映了作者的遠見卓識和愛國思想。

  這一時期，中國史家關於邊疆史地的研究與關於外國史地的研究大致是同步發展的，這都是當時的歷史環境所促成的。林則徐在廣州禁菸時，組織翻譯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定名《四洲志》。此書簡略地介紹了30多個國家的地理、歷史，有開啟風氣的作用。此後，魏源（1794—1857年）寫出了《海國圖志》，王韜（1828—1897年）寫出了《普法戰紀》、《法國志略》，黃遵憲（1848—1905年）寫出了《日本國志》等外國史地著作。這些書，在當時的中國，尤其在當時的日本，有重大的影響。它們標誌著中國史家的外國史撰述走向世界的歷程。魏源曾撰《道光洋艘征撫記》的長文，它同稍後夏燮所著《中西紀事》一書，都有廣泛的流傳和影響。《海國圖志》100卷，最後成書於咸豐二年（1852年），它是以《四洲志》為基礎，博採中國文獻，尤其是最新的西人論著、圖說，編撰成為一部系統的介紹世界史地及現狀的著作。魏源在敘中指出，此書同以往「海圖之書」的區別是「彼皆以中土人談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談西洋也」。這是中國歷史撰述上的一大變化，是近代史學萌生的特點之一。他還講到撰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作者是要借這書來回答歷史和現實所提出的問題。《海國圖志》從亞洲、澳洲、非洲、歐洲、美洲依次展開敘述，反映了中國學者的世界眼光，這跟歐洲人以歐洲為世界中心大為迥異。《海國圖志》的主旨在於「禦侮」，故開卷就是「籌海」之議：議守、議戰、議款。作者指出：「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這是把中國作為世界的一部分來闡述中國生存的環境，跟以往史書只講皇朝興亡盛衰大為迥異。《海國圖志》中講科學技術的部分，占了全書近五分之一的篇幅，這跟以往的史書在內容上也大為迥異。《海國圖志》的這幾個特點，鮮明反映了時代的要求。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海國圖志》的60卷本已傳入日本，對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社會思潮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受到日本學人的推崇。

  王韜曾旅居香港，並遊歷英、法、俄、日等國，從而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思想。他晚年自謂「逍遙海外作鵬游，東極扶桑西歐洲」[45]。在清代後期，他的確是一個罕見的「曾經滄海，遍覽西學」的中國學人。他的這種經歷，使他有可能寫出《法國志略》、《普法戰紀》、《扶桑遊記》、《漫遊隨錄》等多種著作。其中《法國志略》是最重要的著作，此書初撰本完成於同治十年（1871年），凡14卷，光緒十六年（1890年）撰成《重訂法國志略》，增為24卷。此書以紀事本末體、編年體、典制體相結合，詳細記述法國的歷史、地理、現狀，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取得的進步，也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點和社會理想。王韜在重訂序言中寫道：「方今泰西諸國，智術日開，窮理盡性，務以富強其國。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間有瑰偉絕特之事，則人何以自奮，國何以自立哉！」這些話，表明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對於國家、民族前途的憂慮。王韜在普法戰爭結束的當年（1871年）即撰成《普法戰紀》14卷，此書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傳入日本，受到日本學人的重視。他後來應日本學人之邀遊歷日本，即與此有關[46]。《扶桑遊記》撰於光緒五年（1879年）作者遊歷日本之時，多記形勢、時政；《漫遊隨錄》編訂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記旅歐見聞，多論及科學技術。這兩部書，是對《法國志略》和《普法戰紀》撰述主旨的饒有興趣的補充。

  恰值王韜將《漫遊隨錄》詮次成書的光緒十三年（1887年），黃遵憲寫出了《日本國志》40卷。此書以史志的體例寫成，分為12目：國統、鄰交、天文、地理、職官、食貨、兵、刑法、學術、禮俗、物產、工藝。卷首有中日紀年對照表。作者《自敘》說：「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以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三年後，作者在改訂《日本雜事詩·自序》中說，他撰《日本國志》，初意在於「網絡舊聞，參考新政」，而後「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及信其政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作者通過寫日本的歷史，目的是對比中、日的現實，為中國的維新而吶喊。

  魏源、王韜、黃遵憲的外國史地撰述，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史家愛國圖強的時代精神，以及他們開闊的視野和研究外國歷史的自覺意識。這些成果，作為當時的世界史和國別史，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是中國近代史學萌生過程中的代表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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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史學」和「史界革命」的提出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29歲的梁啓超（1873—1929年）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次年，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長文《新史學》。[47]這兩篇論文，是中國資產階級史學家批判傳統史學、試圖建立新的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體系的重要標誌。《中國史敘論》是作者計劃撰寫一部中國通史的理論構想，所提出的問題限於中國史範圍。《新史學》是作者就普遍的史學理論作進一步闡述，所論仍以中國史學居多，但理論上具有更廣泛的意義，作者以「新史氏」自號，呼籲「史界革命」，倡導「新史學」。梁啓超說：「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根據這一認識，他批評「中國之舊史」有四弊二病，甚至認為舊史是「相斫書」，「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梁啓超倡言「新史學」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可以看作中國史學新舊更迭的里程碑。

  這個時期，資產階級革命家章太炎（1869—1936年）出版了他的政論、史論結集《訄書》。《訄書》初刻本刊於光緒二十五年（1900年）十二月。此後的二三年中，作者予以重訂，光緒三十年（1904年）在日本出版。此書收入論文63篇和「前錄」，內容廣泛，涉及中國歷史、文化、現狀和中西政治與文化的比較，以及對中國歷史前途的關注與構想。《訄書》關於歷史和史學的論述，廣泛吸收了西人、西史兼采日本、印度學者之說結合中國歷史與史學，闡述了作者的許多新見解。章太炎繼梁啓超之後，也提出了編纂《中國通史》的思想和計劃，見於《訄書·哀清史》附錄《中國通史略例》、《中國通史目錄》。他對舊史不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認為：「唐氏以上，史官得職，若吳兢、徐堅之屬，奮筆而無橈辭。宋、明雖衰，朝野私載，猶不勝編牒，故後史得因之以見得失。作者雖有優絀，其實錄十猶四五也。」他不贊成脫離中國歷史事實而仿效西人的「義法」，認為「事跡不具」，僅僅「變更義法」是不足取的。他關於《中國通史》的主張是要做到「以古經說為客體，新思想為主觀」。這一時期，章太炎在歷史觀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此文撰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論述了革命在歷史上的作用和暴力對於進步是不可避免的，以及時勢造就人才等問題。他寫道：「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48]

  辛亥革命前梁啓超、章太炎的這些論著，代表了那個時代「新史學」發展的趨勢。

  （三）史學近代化的主要表現

  從上述變化中，可見史學近代化的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歷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及價值取向的變化。中國古代史學有豐富的內容，反映了歷史活動的許多領域和層面，但是有一點是非常明顯的，即關於皇朝的興亡盛衰、帝王將相的功過是非占有突出的位置。近代以來，站在歷史潮流前頭的史學家們所關注的，是國家領土的完整和主權的獨立，是在外國侵略下如何救亡圖強，是倡導研究和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政治制度，這是他們研究邊疆史地、外國史地、中外關係史的新的價值取向。這一價值取向，反映出了中國史家的近代意義上的邊疆意識和主權意識的覺醒。

  第二，歷史觀念和史學理論的變化。這是史學近代化趨勢中的最重要的方面。關於歷史觀念的變化，一個重要的表現是，提出了什麼是歷史，什麼是史學，什麼是歷史哲學等問題。梁啓超在《新史學》中提出了「史學之界說」的命題，而其論述則涉及上述諸問題。梁啓超指出，「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這裡所謂「歷史」，按其上下文之義，當是「歷史撰述」（即人們寫出來的「歷史」），因此，這三句話是講史學的內涵。但這裡也講到「進化之現象」、「人群進化之現象」，這是講的「什麼是歷史」，從自然史、人類史到著重講人類史。其中，十分明白地包含著人類歷史是進化的這一歷史思想。梁啓超還把研究歷史「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稱為歷史哲學。

  歷史觀念的變化，還反映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歷史認識上。如章太炎指出，革命「所依賴者為多」，它能夠明公理，去舊俗，改造社會，具有重大的歷史作用[49]。史學理論的變化是以歷史觀念的變化為前提的。怎樣認識歷史，怎樣表述歷史，重新評價歷史，是史學近代化過程中史學理論發生變化的幾個核心問題。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講到「史的目的」時，認為「求得真事實」、「予以新意義」、「予以新價值」、「供吾人活動之資鑒」是史學的目的。他的《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等著作，實際上都是圍繞這些問題而展開的。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歷史的資鑒作用及其事實基礎、認識基礎、價值基礎。這就把古代史學理論大大向前發展了。史學理論的變化，還反映在史家對撰述中國通史的認識上。梁啓超的《中國史敘論》、章太炎的《中國通史略例》和《中國通史目錄》，可以看作是這方面變化的較早的標誌。

  第三，研究方法的變化。這個變化表現在幾個不同的方面。首先，是對相關學科的認識與建設。關注「史學與他學之關係」，是「新史學」的一個重要內容，認為地理學、地質學、人種學、語言學、政治學、宗教學、法律學、心理學、經濟學等，都與史學有直接的關係；如倫理學、心理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其理論也往往同史學有間接的關係。而特別是史料學的建設，對史學的近代化有重大的意義。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有專章論述史料的分類、搜集與鑑別；其中，對於考古資料和外文資料的闡述，具有新的含義。其次，是世界觀念與比較研究的方法。從《海國圖志》問世起，中國史學家逐步形成了近代意義上的世界觀念，並從這一觀念來看待世界各國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中西文化的進一步撞擊，也推動著史學家從世界的觀念和比較的眼光來審視中國的歷史。「新史學」的理論，以及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認識，都包含了這一新的觀念和比較的方法，章太炎所著《訄書》，有不少部分都是吸收了西人、西史同時兼采日本、印度學者之說，結合中國歷史與史學，闡述了作者的新見解。

  第四，表述形式的變化。古代史學所擁有的多種表述形式，在近代史學上仍然有其生命力。但作為史學近代化在表述形式上的主流已經起了變化，這就是以時間為順序、以史事的邏輯關係為結構的層次分明的章節體史書的出現。其最早的代表著作是1907年出版的夏曾佑所撰寫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二十世紀以來，這種表述形式的史書成為史書的主要形式。

  中國史學近代化趨勢，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十九世紀下半葉，是史學近代化的萌發時期；二十世紀初年，出現了表現這一趨勢的初步的理論形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史學近代化的理論有了進一步發展，而在具體的歷史研究成果上也更加豐富起來。王國維的古史新證，顧頡剛的「疑古」和「考信」，陳寅恪的詩文證史，陳垣的宗教史、文獻學研究等，都有輝煌的成就。

  在中國史學近代化的後一階段，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了，它有力地推動了史學近代化歷程，並進一步把史學引上了科學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