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史學的近代化趨勢與科學化道路

  一、史學在社會大變動中的分化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自此以後，外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紛至沓來，對中國進行侵略。原有的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的發展，加上中華民族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矛盾，中國社會進入了空前的大變動時代。在這個大變動的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傳統史學在內）本身在發生變化，而中國傳統文化以種種不同的方式同西方文化的接觸則加速了這一變化的進程。在這種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中國史學出現了分化的局面，隨著近代化的趨勢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不斷走向科學化道路。

  自明末至清前期，中國史學已出現了嬗變的端倪。當東西方之間「道德的原則」同「發財的原則」終於發生激烈的衝突，從而把古老的中國卷進空前的危機的境地時，這種嬗變的端倪便發展成明顯的分化趨勢。這種分化的趨勢，一方面表現為傳統的史學以其深厚的根基，還在延續著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表現為在民族危機的震撼下，人們對於歷史和現實重新思考並萌生了新的歷史觀念。這兩個方面，各以古老的傳統和時代的脈搏反映著當時中國的歷史，也反映了清代後期中國史學發展的特徵。

  中國傳統史學在清代前期經歷了一個總結性的發展之後，在清代後期還有一個發展上的餘波，並在二十世紀初結束了自己的歷史。傳統史學的延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清代前期史學的延續。清代前期的史學，除前文已經論到的各家外，還有馬驌的《繹史》160篇，顧棟高《春秋大事表》50卷，謝啟昆《西魏書》24卷，吳任臣《十國春秋》140卷，邵遠平《元史類編》42卷，汪祖輝《元史本證》50卷，錢大昕《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等；還有畢沅主編的《續資治通鑑》220卷，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53卷，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80卷，阮元的《疇人傳》46卷，浦起龍的史注《史通通釋》等。這些書，大多屬於重修、補作。清代後期，這方面的撰述陸續有所問世。其中，關於前朝史撰述，有魏源的《元史新編》95卷，洪鈞的《元史譯文補證》30卷（內缺10卷），屠寄的《蒙兀兒史記》160卷，這3部書在內容、文獻、體例、文字表述上把蒙古族與元朝歷史的撰述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有夏燮的《明通鑑》，以接《續資治通鑑》；還有李銘漢的《續資治通鑑紀事本末》110卷，李有棠的《遼史紀事本末》40卷、《金史紀事本末》52卷，補《通鑑紀事本末》以下歷朝紀事本末之闕。關於歷史人物傳記彙編，有錢儀吉所輯《碑傳集》（初名《百家征獻錄》、《五百家銀管集》）160卷，又卷首2卷、卷末2卷，全書分為25類，收錄自天命至嘉慶六朝200餘年中2200餘人傳記，並註明材料來源；有繆荃孫所輯《續碑傳集》86卷，凡22類，收錄自道光至光緒四朝元90年間1100餘人傳記。這兩部人物傳記匯集內容豐富，有文獻上的價值。還有羅士琳的《續疇人傳》、諸可寶的《疇人傳三編》、黃鐘駿的《疇人傳四編》，它們跟阮元的《疇人傳》都有科學史上的價值。清代後期在歷史文獻學方面，王先謙的《漢書補註》、《後漢書集解》、《合校水經注》都是史注名作；湯球在史書輯佚上成果頗多。此外，在方志、野史筆記方面的撰述也相當豐富。倘若孤立地看，傳統史學在清代後期的延續，成績是可觀的；如果全面考察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趨勢，則不難看出傳統史學確已是強弩之末了。

  中國近代史學萌生於中國歷史大變動之中，它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傳統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注入了救亡圖強的民族危機意識。鴉片戰爭之後，魏源、夏燮、張穆、何秋濤、姚瑩等，都寫出了具有強烈時代感的歷史著作。以歷代皇朝治亂盛衰、得失存亡為參照系的經世致用思想，逐步轉向以世界歷史為參照系的國家盛衰、民族存亡的經世致用思想。第二，傳統的歷史變化觀點注入了近代改良主義的社會思想，使之成為近代改良活動的歷史理論上的根據。王韜、黃遵憲、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變法、改良為主旨。戊戌變法失敗後，鄒容、陳天華、章太炎、孫中山等進而宣揚社會革命的歷史理論，成為辛亥革命的輿論準備。第三，傳統史學中的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注入了進化論思想，使中國史學在歷史理論方面開始具有近代意義上的內涵和形式。康有為的《論語注》、《大同書》等著作以「《公羊》三世說」和近代進化論相結合，為其君主立憲的政治主義張目；嚴復的《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以及譯述的《天演論》，宣傳普遍進化理論，強調「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二十世紀初年，梁啓超提倡「新史學」，夏曾佑寫出了《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是中國近代史學萌生在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形態和具體表述。而章太炎倡言革命論，從而突破了康、嚴庸俗進化論的藩籬。這些變化，影響到了人們歷史觀念、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的變化。

  

  總之，傳統史學日衰，近代史學日盛，這是中國史學分化的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