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總結與嬗變

  清代前期（1644—1840年）的史學，非常突出地顯示了中國古代史學已經發展到總結與嬗變的階段。

  （一）歷史批判精神和史學經世致用思想的發展

  清代前期的史學是中國古代史學最後一個發展階段。明代中葉開始出現的封建社會內部的新的微弱的變化，明清皇朝的更迭，清前期的文化政策，以及古代史學的3000年的積累，這些原因造成了清代前期史學具有總結和嬗變的特點。嬗變，主要反映在歷史思想領域的批判精神的發展；總結，則不僅表現在歷史思想、史學理論方面，還突出地表現在歷史文獻方面。有清一代的官修史書也取得了可觀的成就。

  

  在清初的史學家中，黃宗羲（1610—1695年）的歷史批判精神具有鮮明的代表性。他的《明夷待訪錄》以批判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為核心，闡明了作者對於歷史的批判性見解和進步的歷史觀。作者闡述了「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到「以君為主，天下為客」的根本性變化，指出了封建君主「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的實質。作者指出封建專制政治把本應「為萬民」的為臣之道變成了「為一姓」，君臣本應是師友關係卻變成了主人同仆妾關係；指出封建社會的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指出「天子之子不皆賢」，因而君主世襲制是不合理的；等等。這些批判，一般還限於以「三代」同後世相比而論其是非，沒有能夠從封建專制制度的產生、發展、衰亡的必然性來揭示它在歷史上的作用，但其激烈的程度和包含的理性成分，畢竟反映了時代的要求，是前人所沒有達到過的。《明夷待訪錄》是一部有鮮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論和政論。顧炎武論其書說：「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25]黃宗羲是清代浙東學派的開創者，對清代學術和清初史學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他著的《明儒學案》及其始撰的而由後人完成的《宋元學案》二書，是中國古代學術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在史學發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是關於學術史的總結性成果，與之相媲美的，是王夫之（1619—1692年）所著《讀通鑑論》、《宋論》，提出了歷史評論的總結性成果。《讀通鑑論》30卷，是作者閱讀《資治通鑑》而撰寫的一部系統的歷史評論，約900條。所論，起秦朝，迄五代，而所涉及者，則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發展進化的歷史觀、精於辨析的興亡論、重視史學經世致用的思想，是本書歷史價值的幾個主要方面。王夫之以「理」和「勢」來說明歷史的進步，認為「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26]。這個思想，貫穿於全書。王夫之的《宋論》15卷，詳評宋代政治得失，是《讀通鑑論》的姊妹篇。兩書是古代歷史評論的最高成就。

  顧炎武（1613—1682年）與黃宗羲、王夫之齊名，重視讀書和實地考察相結合，力倡「致用」之學。他一生有很多撰述：《日知錄》是史學上的名作；《天下郡國利病書》是纂輯的一部地理書，集中反映了他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這書的姊妹篇是《肇域志》；《歷代宅京記》匯集歷代都城史實，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都城歷史資料專書；《亭林文集》出於後人編輯，反映了作者對專制主義的批判精神和治學的主張。顧炎武主張「文須有益於天下」，指出：「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反之，則「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27]他撰《天下郡國利病書》，就是「感四國之多慮，恥經生之寡術」，是他的上述主張的實踐，反映了他的深切的歷史使命感。《亭林文集》中的《郡縣論》、《錢糧論》、《生員論》、《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等，都是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具有早期啟蒙思想的理性色彩和樸素的民主主義精神。

  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是清初有很大影響的史家，他們的著作始終受到後人的重視。比他們稍晚的唐甄（1630—1704年）、顧祖禹（1631—1692年），分別撰有《潛書》和《讀史方輿紀要》，亦各為歷史批判和經世致用方面的力作，都是具有總結性的撰述。

  （二）歷史考證的輝煌成果

  王鳴盛（1722—1797年）的《十七史商榷》、趙翼（1727—1814年）的《廿二史札記》、錢大昕（1728—1804年）的《廿二史考異》、崔述（1740—1816年）的《考信錄》，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們都活躍於乾隆、嘉慶時期，是「乾嘉學派」中歷史考證的幾個中堅人物。他們治史的宗旨，可以用錢大昕說的一段話來概括：「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28]

  王、趙、錢三人的歷史考證，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方法和特點。《十七史商榷》100卷，所考證的史事上自《史記》，下至《五代史》，因其包含《舊唐書》和《舊五代史》，故實為十九史之所記。王鳴盛自序其考史內容和方法是「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取其中典制、事跡，詮解蒙滯，審核踳駁」；所謂「商榷」，是「商度而揚榷」。這裡包含史書文字方面的考訂和史書所記典制、事跡方面的詮解與審核。王鳴盛還認為：「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紀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於能得其實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他說「議論褒貶」的對象，是史家所記的典制、事跡即客觀的歷史內容，而對於史家如何記錄歷史，他的議論褒貶是很多的。

  趙翼的考史方法則是另一種風格。《廿二史札記》36卷，補遺1卷，所考包含全部「二十四史」，因當時尚未把《舊唐書》、《舊五代史》正式列為正史，故稱「二十二史」。趙翼在這書的「小引」中闡明他的考證方法是：「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他說的「牴牾」，主要是從史書所記內容著眼的。這跟王鳴盛已有所不同。而他們之間還有更大的不同，就是趙翼對歷史評論有極大的興趣，他說：「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這恰是王鳴盛所說的「虛文」。清人李慈銘評論說：「此書貫穿全史，參互考訂，不特闕文、誤義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綜其要義，銓其異聞，使首尾井然，一覽可悉。」「其書以議論為主」，「蓋不以考核見長」。近人陳垣論及此書說：「每史先考史法，次論史事。」[29]於考史中十分重視歷史評論，這是趙翼考史方法的特點。他所提出的論題，對後人多有啟發，有不少為後人所採用。

  錢大昕是「乾嘉學派」中更具有代表性的考史學家。他的考史原則已如上述，所著《廿二史考異》100卷，所考自《史記》至《元史》，不含《舊五代史》與《明史》，故謂之「廿二史」。其自序說：「廿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疊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佇劣，敢雲有得？但涉獵既久，啟悟遂多。」從這裡可以看出，錢大昕考史重在文字、義例、輿地、職官，跟王、趙都有不同。阮元說錢大昕的學術有「九難」，即「人所難能」之處，其中包括正史、雜史、天算、地誌，六書音韻，金石等。又說：「合此九難，求之百載，歸於嘉定，孰不云然。」[30]錢大昕考史，博而能精，尤於正史表、志的考證，為王、趙所不及。他推崇顧炎武的書「有關於世道風俗，非僅以該洽見長」，推崇趙翼的書是「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說明他也是主張經世致用之學的。

  崔述是對先秦古史作系統考證的第一人。他的考史方法，是宗經而疑傳注、諸子、雜說等。對於先秦古史的解釋，其程序是由辨「偽書」進而辨「偽史」。《考信錄》的基本要義是：「《尚書》但始於唐虞，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起於黃帝，譙周、皇甫謐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後諸家遂上溯於開闢之初，豈非以其識愈下則其稱引愈遠，其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繁乎！」[31]崔述的這個思想，可以上溯到《文心雕龍·史傳》說的「追述遠代，代遠多偽」，「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甚至還可以上溯到孔子說的「吾猶及史之闕文也」[32]。崔述的考史方法及其理論認識，已具有理性主義成分。

  當王、趙、錢、崔在歷史考證方面取得了總結性成果時，章學誠在史學理論方面也取得了總結性成果。

  （三）章學誠和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終結

  所謂「乾嘉史學」，不獨以「考據」見長，在理論上也有重大建樹。章學誠（1738—1801年）所著《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部名作，把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推進到它的最高階段。

  《文史通義》內篇6卷、外篇3卷，是評論文史的著作，而以評論史學為主。這是章學誠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代表性著作。此書對清初以前的史學，從理論上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其中，論「六經皆史」，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論「史德」與「心術」，論「史意」與「別識心裁」等，是涉及史學之全局性的幾個理論問題。

  關於「六經皆史」，章學誠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33]他認為，《詩》、《書》、《禮》、《樂》、《春秋》之為史，人們比較容易理解，故著重論證《易》也不例外。他認為，在天人關係中，《易》反映了「天道」，即古人「一本天理之自然」；而古代人們對自然的認識「蓋出政教典章之先」。而《易》的性質在於：「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他對《易》的產生及其性質作了唯物的說明。章學誠的結論是：「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才成其為社會。這就是說，古人對於「天理之自然」的認識和政教典章的設立，都反映了先民的歷史。視經書為史，司馬遷、劉知幾已有此認識，但從理論上加以說明，章學誠是超過前人的。

  章學誠把史書分為兩大系列，一是撰述，二是記注，而圓神、方智分別是撰述和記注的特點，此即所謂「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34]。他發揮《易·繫辭上》中的思想闡述這個認識說：「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35]他還舉《史記》、《漢書》為例，具體說明他的這些認識，並進而以此來概括中國史學發展的一些規律性問題。這可以看作是他總結中國史學發展的方法論。

  章學誠論「史德」與「心術」，是對劉知幾關於才、學、識「史才三長」論的繼承和發展。他明確提出「史德」的重要，並用史家當慎於心術來解釋「史德」，是一個創見。他認為，史家倘能自覺地認識到並在撰述上「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那也「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36]了。章學誠的這個認識，包含了史家主觀應符合歷史客觀的理性光芒，涉及史學的主、客體關係問題。

  章學誠提出了「史法」和「史意」兩個理論範疇，認為這是劉知幾跟他不同的地方[37]。他進而以此來總結前代史家，並指出《文史通義》的撰述宗旨：「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38]《文史通義》提出的史學理論問題，還有關於通史的理論[39]，關於「知人論世」的史學批評方法論[40]，關於歷史著作表述的藝術性問題[41]，關於史學的繼承和創新問題[42]。它的《原道》3篇，是闡述歷史哲學的名篇。這些都貫穿了他的「別識心裁」、自得之見。《校讎通義》是一部系統的歷史文獻學理論著作，《宗劉》以下各篇從理論和歷史兩個方面總結了古代歷史文獻學的成就。

  章學誠是全面總結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最後一位傑出的古代史家。在他之後，有阮元（1764—1849年）的大規模的文獻整理工作，有龔自珍（1792—1841年）的歷史批判和現實批判的史論和政論。他們是站在近代歷史門檻上的兩位史家。

  （四）清代官修史書的成就

  有清一代，在官修史書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修《明史》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乾隆年間，陸續撰成《續文獻通考》、《續通典》、《續通志》和《清文獻通考》、《清通典》、《清通志》，即續「三通」和清「三通」。清代歷朝都撰有實錄，主要包括清太祖至清德宗十一朝實錄，加上入關前所修《滿洲實錄》和清亡後所修《宣統政紀》，合計4433卷，統稱《清實錄》。還有國史、方略、會典等，也是重要的官修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