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學的科學化道路

  中國史學在其近代化過程中，滋生著、發展著各種不同傾向的史學潮流。其中，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新史學的產生和傳播，逐漸成為史學發展中的主流，這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一般說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道路，就是中國史學的科學化道路。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初步建立、廣泛傳播和深入發展三個時期。1919—1949年的30年，是它的初步建立時期；1949—1976年，是它的廣泛傳播和經受考驗時期；1976年以來，是它的深入發展時期。本書所敘述的，是它的初步建立時期。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經歷了艱難的鬥爭歷程。這同當時中國革命的形勢是相一致的，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1919—1927年是第一個階段，其主要特點是：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了。這一階段的代表作是，1924年李守常（李大釗，1889—1927年）的《史學要論》的出版。這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撰寫的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科學地闡述了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係、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等問題，從而開拓了中國史學家對史學的科學認識。這個階段中還產生了一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早期著作，其中有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1924年）、《近代的基督教》（1924年）、《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1925年）、《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1926年），惲代英的《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1927年），以及瞿秋白的一些歷史撰述[50]，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從開始登上歷史舞台時起，就十分重視對於歷史的研究。1927—1937年是第二階段，其主要特點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觀察中國歷史的進程並同當時的革命運動結合起來。這期間，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展開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分期和中國農村性質的「三大論戰」。這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進步的史學家一次嚴峻的考驗。此後，繼續出現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早期著作，逐漸形成了一支馬克思主義史學隊伍。

  郭沫若（1892—1978年）、呂振羽（1900—1980年）出版了用唯物史觀闡述中國古代社會的著作。郭沫若繼李大釗的理論創建之後，開闢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歷史的科學道路。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是中國史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地闡述中國歷史的第一部著作，它同李大釗的《史學要論》一書奠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證了中國歷史上有奴隸制的存在，而奴隸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轉化而來，奴隸制本身後來又轉化為封建制。這一論點震動了當時國內外的史學界和思想界。作者由此闡發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學說是一個普遍的規律，而中國歷史的進程同樣是受這個普遍規律所制約的。這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郭沫若還為中國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獻學方面的卓越貢獻。他在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詣。他根據形式、花紋、文體和字體，為中國青銅器的分期提供了權威性的看法。他關於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銅器銘文的一系列著述，包括《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卜辭通纂》（1933年）和《殷契萃編》（1937年），《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1931年）、《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1932年）、《金文叢考》（1932年）和《古代銘刻匯考》（1933年），都是力圖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研究所結出的碩果。這期間，呂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1934年）、《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1936年）。這兩部書，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社會史的早期著作，具有開拓的意義。

  1937—1945年、1946—1949年是第三和第四兩個階段，其特點是：在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年代裡，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以嚴肅的科學態度研究祖國的歷史，發掘祖國的優秀文化傳統，顯示了中華民族對歷史前途的信心。從科學水平來看，一般地說這兩個階段史學比以前兩個階段成熟得多。進步的史學家們既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又詳細地占有必要的材料，獲得了更豐富的、獨立的學術見解，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創立了一代優良學風。這主要反映在中國社會史、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撰述方面。

  在社會史方面，1942年，呂振羽出版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一書，是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關於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的較系統的總結。作者認為，這部書「反映了中國新史學在歷史科學戰線上的鬥爭過程中的若干情況，也反映了有關各派對中國史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及其在一定時期的發展過程，可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參考資料」[51]。1940年和1942年，鄧初民（1889—1981年）先後出版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後改稱《社會進化史綱》）和《中國社會史教程》。第一本書是論述一般的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第二本書是講中國的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社會史簡明教程》是繼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之後，又一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史著作。全書回答的中心課題是：「社會是怎樣的構成著，社會又是怎樣的變革著。」作者指出，「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偉大前途，決不能袖手坐待」[52]，需要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去加以爭取。侯外廬（1903—1987年）在1947年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史》（1955年再版時改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一書。它由14篇論文集成，從時間上看，自殷迄秦，從內容上看，包括生產方式、政治結構、階級關係、國家和法律，以及道德起源等。這部書是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工作中富有創見的一部著作，提出並闡述了不少有關的重大歷史問題，是作者歷史著作中的代表作，也可以說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初步建立時，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工作趨向發展的一個標誌。

  在中國通史方面，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先後出版了有關的著作。1941年，呂振羽出版了《簡明中國通史》上冊。著者在初版序言裡說，此書「與從來的中國通史著作頗不同」，「主要是把中國歷史作為一個發展過程在把握；並注重於歷史的具體性，力避原理、原則式的敘述和抽象的論斷；還儘可能照顧到中國各民族的歷史及其相互作用」。1948年，作者寫出了本書的下冊，下限到鴉片戰爭。作者在跋語裡強調，其基本精神是「把人民歷史的面貌復現出來」。這是中國史學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編撰中國通史的最早嘗試。作者在序、跋里提出的關於編撰中國通史的一些基本原則，尤其是關於中國各民族的歷史及其相互作用的原則，對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范文瀾於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寫成《中國通史簡編》一書的上冊（五代十國以前）和中冊（宋至鴉片戰爭前）。1942年，《簡編》全書在延安出版。它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敘述中國古代歷史的著作。它在歷史思想和編撰方法上的主要成就是：第一，肯定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舊史書以帝王將相為歷史主人的傳統觀點被否定了。第二，按照社會發展規律劃分中國歷史的段落，改變了舊史書以朝代劃分階段的循環觀點和靜止觀點。第三，指出中國歷史走著大螺旋式和無數小螺旋式的發展路線，這是封建社會延續很久的一個基本原因。第四，對於歷史上階級鬥爭的表述，著重講腐化殘暴的統治階級如何壓迫農民和農民如何被迫起義，對於民族間的矛盾，著重寫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眾的英勇鬥爭。第五，注意寫出生產鬥爭的具體面貌，對古代科學發明及有關農業、手工業的知識寫得不少。[53]他在1941年5月為《簡編》上冊所撰的序言中寫道：「我們要了解整個人類社會的前途，我們必須了解人類社會過去的歷史；我們要了解中華民族的前途，我們必須了解中華民族過去的歷史；我們要了解中華民族與整個人類社會共同的前途，我們必須了解這兩個歷史的共同性與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共同性與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會發展的基本法則，順利地推動社會向一定目標前進。」1943年和1946年，翦伯贊（1898—1968年）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一卷史前與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漢史。《中國史綱》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著作，但它仍然能顯示出自己的特點。這書在材料上，重視考古材料並注意歷史文獻和考古材料的結合；在歷史觀點上，注意把中國歷史置於世界歷史的總的環境中加以考察。

  在思想史方面，呂振羽於1937年出版了《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下冊）一書，這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論述中國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的歷史著作。這部書的斷限，上起自殷代，下終於鴉片戰爭前，共有十編，按社會性質及其發展階段分別論述。作者在初版序中說，本書「首先把中國史全部過程劃分為各個階段，各個階段又劃分為其發展過程的各時期；從各個社會階段和時期的階級階層的構成上及其相互關係的變化上去論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個派別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為其自己的一個體系去論究」。作者在解釋「政治思想」的含義時寫道：「它並不是和經濟思想相對立的東西，毋寧是人類個別階段的階級鬥爭思想的集中表現，而為其行為指導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質上系同於社會思想史，只有其範圍大小的差異。」[54]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侯外廬在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建樹最多。這期間，他先後出版了《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1944年）、《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1945年）、《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年）。《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與《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是姊妹篇，是「歷史與思想史相互一貫的自成體系」[55]。《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共13章，起於殷代，迄於戰國。它所著重探討的問題是：「社會歷史的演進與社會思想的發展，關係何在？人類的新舊範疇與思想的具體變革，結合何存？人類思想自身的過程與一時代學說的個別形成，環鏈何系？學派同化與學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間吸收排斥，脈絡何分？學說理想與思想術語，表面恆常掩蔽著內容，其間主觀客觀，背向何定？方法論猶剪尺，世界觀猶燈塔，現實的裁成與遠景的仰慕恆常相為矛盾，其間何者從屬而何者主導？何以為斷？」[56]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深刻的問題，並且有深度地分別作出解答。《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論述了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學說。全書分別論述了三個時期的思想學說，作者認為：十七世紀的啟蒙思想，「氣象博大深遠」；十八世紀的漢學運動，「為學問而學問，正是乾（隆）嘉（慶）對外閉關對內安定的學術暗流」；十九世紀中葉以至二十世紀初葉「更接受西洋學術的直接影響，內容殊為複雜多面」。可能是因為收入史料較多，作者曾經自謙地說，他的這部書「基本上是一種讀書筆記」[57]，但它仍然是一部富有創見的書。《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是侯外廬主編，杜國庠、趙紀彬參加編寫的。全卷3篇，有《中國古代思想緒論》、《孔墨顯學》和《戰國百家並鳴之學》。作者在初版序中指出，「斯書注重之點，特在於闡明社會進化與思想變革的相應推移，人類新生與意識潛移的聯繫」。「斯書尤重在：一方面要全般地說明中國思想在世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時不能不做對稱比較的研究；他方面更要具體指出中國思想發展的特別傳統與其運行的特別路向，以期掘發出我國數千年來知識寶藏的真面目，進而憑藉這一遺產，以為所應批判地接受與發揚之明鑑」。本卷是在《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充實和整理的，在全卷結構和論點上更為嚴整，在《中國思想通史》全書中也是最有功力的一卷。

  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初步建立時期，除了在通史和社會史、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外，在其他專史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樹。胡繩在1948年出版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是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專史著作的代表作。這是一部通俗的政治讀物，也是一部嚴肅的歷史著作。作者在本書中著重闡明「帝國主義侵略者怎樣在中國尋找和製造它們的政治工具」，「它們從中國統治者與中國人民中遇到了怎樣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義者對帝國主義者的幻想曾怎樣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58]。所有這些，都表現了作者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見識。這本書篇幅不大，但長期地擁有廣大的讀者，起著廣泛的影響。

  1946年8月，侯外廬在他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中說：「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於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了。」「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所顧慮地能夠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了。……同時我相信這一方面的研究會在業績方面呈現於世界的文壇，雖則說並不脫離其幼稚性，而安步總在學步之時可以看出來的。」這一段話，可以看作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初步建立時期的一個總結。所謂「使用新的方法，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總結中國的歷史遺產，亦即使馬克思主義帶上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無疑是中國史學上的一次偉大的變革。[59]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初步建立時期，就是中國史學逐步走上科學化道路的過程，就是中國史學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一門科學的過程。所謂科學化的主要標誌是：第一，逐步確立了以唯物史觀作為研究歷史的理論基礎；第二，逐步確立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史學方法論體系；第三，開闢了中國古史文獻之科學整理、解釋的道路；第四，提出了批判繼承中國歷史遺產的科學理論與方法。

  中國史學的科學化道路，在中國史學上是一次革命。1940年毛澤東在講到「五四」以後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時說：「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60]當然，中國史學的科學化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一方面，它在發展中要不斷克服自身還存在著的一些非科學因素；另一方面，它在發展中還要不斷吸收與自身關係密切的人類的最新科學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史學的科學化道路還在繼續向前延伸。

  [1]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末《進書表》，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9607～9608頁。

  [2]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20頁。

  [3]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著書之難」，黃汝成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4頁。

  [4] 鄭樵：《通志》卷首《通志總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

  [5] 據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卷二「編年類」所考，這方面的著作有郝經《通鑑書法》以下共16種。參見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8406頁。

  [6]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經籍二十·續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612頁。

  [7] 脫脫等：《宋史》卷三百八十八《李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1919頁。

  [8]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首《三朝北盟會編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頁。

  [9]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26頁。

  [10]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首《元刊本困學紀聞牟應龍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頁。

  [11]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三《唐人書楊公史傳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307頁。

  [12] 脫脫等：《遼史》卷八十《馬得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279頁。

  [13] 脫脫等：《金史》卷四《熙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74頁。

  [14] 脫脫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紀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75頁。

  [15] 錢大昕：《潛研堂集》卷二十八《跋元秘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02頁。

  [16]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23頁。

  [17]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內翰王文康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239頁。

  [18] 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4179頁。

  [19] 參見史念海、曹爾琴：《方志芻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頁。

  [20] 張邦政：《萬曆滿城縣誌序》，載《乾隆滿城縣誌》序之二，乾隆辛未刻本，1751年，第8頁。

  [21] 參見顧誠：《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載《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2]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九「三吳水利錄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12頁。

  [23]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史學」，黃汝成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8頁。

  [24] 參見張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七《藝文志二》故事類，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377～2420頁。

  [25]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書首《顧寧人書》，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26]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秦始皇」，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頁。

  [27]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文須有益於天下」，黃汝成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9頁。

  [28]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1頁。

  [29] 趙翼：《廿二史札記》附錄《李慈銘題記與跋語》、《陳垣題記》，王樹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887、888頁。

  [30]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首《十駕齋養新錄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第7頁。

  [31] 崔述：《補上古考信錄》卷上《開闢之初》，《崔東壁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頁。

  [32] 《論語》第十五《衛靈公》，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7頁。

  [33]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易教上》，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頁。

  [34]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九《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頁。

  [35]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下》，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7頁。

  [36]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史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06頁。

  [37] 參見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九《家書二》，《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頁。

  [38] 章學誠：《章氏遺書外編》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序》，《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52頁。

  [39] 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45～351頁。

  [40] 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59～260頁。

  [41] 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理》、卷五《古文十弊》，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7～270、465～471頁。

  [42] 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下》，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7～51頁。

  [43] 何秋濤：《朔方備乘》卷十一《北徼形勢考》，咸豐十年刻本，1860年，第1、26、27頁。

  [45] 王韜：《扶桑遊記》卷下，《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5頁。

  [46] 見《扶桑遊記》中村正直序，龜谷行、平安西尾、岡千仞跋。

  [47] 參見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11、1～31頁。

  [48]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1頁。

  [49] 參見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0頁。

  [50] 參見桂遵義：《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92頁。

  [51] 呂振羽：《中國社會史諸問題·新版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年，第7頁。

  [52] 鄧初民：《中國社會史教程》，桂林：文化供應社，1949年，第291頁。

  [53] 參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緒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

  [54] 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頁。

  [55]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自序》，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1頁。

  [56]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自序》，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2頁。

  [57]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58]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序言》，上海：生活書店，1948年。

  [59] 參見白壽彝、瞿林東：《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載《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

  [60]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7～6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