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民族史學的新發展

  在遼、金、元三朝，中國多民族史學的傳統，有了新的發展。茲綜述如下。

  （一）遼、金史學與中原文化

  遼、金兩朝都創製了本民族的文字，即契丹字和女真字，它們也仿唐、宋制度建立了國史院等修史機構。遼朝史家蕭韓家奴以契丹字翻譯唐人馬總《通曆》、吳兢《貞觀政要》、宋人歐陽修《五代史記》，修撰本朝實錄、起居注，有突出的成就。耶律儼撰有《皇朝實錄》70卷和國史《遼志》。遼聖宗讀《唐書》，尤留意高祖、太宗、玄宗三本紀，大臣馬得良「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12]。《遼史·列女傳》記耶律氏，小字常哥，是太師耶律適魯之妹。常哥「讀《通曆》，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她寫了一篇政論文，遼道宗讀後「稱善」。

  金朝在翻譯漢文經史方面成績更為突出，除五經、諸子，還有《貞觀政要》、《史記》、《漢書》、《新唐書》等。金朝科舉考試，始從五經、三史內命題，後來擴大為從五經、十七史、諸子內命題。金熙宗讀《貞觀政要》，認為：「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13]金世宗讀《資治通鑑》，說它「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鑑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14]。金朝重視實錄的編撰，又經兩代史家的不斷努力撰成《遼史》。金朝史學還有一些私人撰述是很重要的，元好問的《壬辰雜編》、《中州集》和劉祁的《歸潛志》，是影響最大的。蔡珪的《金石遺文》及《跋尾》、《南北史志》也是當時的知名之作，可惜已經失傳了。

  

  （二）《蒙古秘史》及有關史著

  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一再證明：多民族歷史的演進，反映在史學上是史學之民族內容的不斷豐富。元朝統治者固然重視本民族的歷史與元朝政治統治的歷史，同時也重視宋、遼、金三朝的歷史，顯示出了政治上的博大胸懷和對多民族歷史的新認識。這裡，先從《蒙古秘史》說起。

  《蒙古秘史》12卷，含正集10卷，續集2卷，共282節。原文是用畏兀兒體蒙古文寫成。蒙文名稱是《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或作《脫卜察顏》、《脫必赤顏》）。明初有漢文譯本行世，題為《元朝秘史》，後收入《永樂大典》。此後蒙古文原本遂佚，作者佚名。通常認為，據此書書末所記「既聚大會，於子年之七月……書畢矣」來看，它當撰成於窩闊台（斡歌歹）十二年（1240年，一說為1228年或1264年成書），作者當是成吉思汗、窩闊台同時代人。

  《蒙古秘史》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比較全面地記載蒙古族的起源、發展、社會生活、軍事征服活動和文化面貌的歷史著作。它記事起於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代遠祖，迄於窩闊台十二年，前後約500年中事，而尤詳於成吉思汗事跡。全書內容次第大致是：卷一主要記蒙古族起源和成吉思汗家族世系及蒙古族的社會情況，卷二至卷十一主要記成吉思汗的活動、功業，卷十二記窩闊台事跡。《蒙古秘史》全面反映了十三世紀以前蒙古族的歷史進程及與此相關的北方民族關係的變化。它通過寫成吉思汗家族的繁衍，寫出了蒙古族的發展、強大，也寫出了蒙古族社會的婚姻關係、財產關係、階級關係，以及軍事、政治制度的建立。一直寫到了成吉思汗建立和完善軍事、政治制度（卷九、卷十），以及他同窩闊台的大規模軍事征服活動，還有窩闊台對自己的「益四事焉，作四過焉」的總結（卷十一、卷十二）。

  《蒙古秘史》在表述上有兩個特點。一是以寫戰爭見長：卷七記成吉思汗與乃蠻部塔陽罕之戰，卷十記征禿馬惕之役，寫出了雙方的士氣、軍容和戰事結束的場面，也寫出了戰役中的用智、設謀而制勝的曲折過程。二是記事與詩歌的結合：卷二記成吉思汗兄弟們幼時與其母訶額侖夫人相依為命、度過艱難歲月的母子深情，就是用詩歌來表達的；而更多的詩歌是用以寫人的談話和人們之間的對話。

  《蒙古秘史》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清人錢大昕指出：「元太祖創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最疏舛，惟《秘史》敘次頗得其實。」又說：「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跡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歟？」[15]它是後人關於蒙古史研究和撰述的必據之書。

  《聖武親征錄》和《元朝名臣事略》，是元朝建立後史家關於本朝史的有代表性的兩部撰述。《聖武親征錄》1卷，不著撰人，記成吉思汗、窩闊台統治時期史事。所記簡略，但首尾完具，文字古樸，有時也寫出了征戰的軍容和戰役的細節，是記載元初歷史的重要文獻。其書久以抄本傳世，訛誤甚多，經清人錢大昕、張穆、何秋濤分別校正，漸為世所重，現王國維校注本為最佳。《元朝名臣事略》（初名《名臣事略》或《國朝名臣事略》）15卷，蘇天爵（1294—1352年）撰。書首有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年）歐陽玄序和至順二年（1331年）王理序，或可表明它撰成的時間。此書收錄自元初至延祐（1314—1320年）間自太師諸王以下文武大臣共47人入傳，依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為序編次。所據為諸家墓誌、行狀、家傳，間亦取自可信之書。全書敘致井然，體例劃一。各傳之前有撰者所寫的提要，交代傳主的名諱、郡望、任官、卒年及享壽多寡。它在體例上參考了朱熹的《名臣言行錄》而始末較詳，參考了王珪的《名臣碑傳琬琰集》而不盡錄全篇，有所取捨，大致反映出元初期、中期名臣的面貌，後人認為它「不失為信史」[16]。元人所撰蒙古征戰及元初史事，還有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耶律楚材的《西遊錄》、劉郁的《西使記》、劉敏中的《平宋錄》等。元朝設有翰林國史院，撰修各朝實錄，附有事目和誥制錄，還有文字翻譯上的繁難，工程很大。這些實錄，都已不存。

  （三）元修宋、遼、金三朝史

  元代官修史書，除實錄、政書外，撰修宋、遼、金三朝正史是一項巨大工程，其價值也在前者之上。元世祖即位之初，翰林學士承旨王鄂已提出撰修遼、金二史的建議，認為：「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元世祖「甚重其言，命國史附修遼、金二史」。[17]元滅南宋後，又不斷有撰遼、金、宋三史的措施，皆「未見成績」[18]。主要原因是「義例」難定，即三朝的正統地位不知怎樣處置為妥。直至元代後期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右丞相脫脫等再次提出撰修三朝正史的建議，元順帝下達撰修三史的詔書，史臣們制訂了《三史凡例》，這項工程才真正著手進行。《三史凡例》全文只有135個字，但它解決了幾十年討論中未能解決的問題。關於「帝紀」，它規定：「三國各史書法，准《史記》、《西漢書》、《新唐書》。各國稱號等事，准南、北《史》。」這是明確承認宋、遼、金三個皇朝皆各為「正統」。關於「列傳」，它特別強調「金宋死節之臣，皆合立傳，不須避忌」。它規定撰修原則是：「疑事傳疑，信事傳信，准《春秋》。」於是，遼、金、宋三史陸續問世。

  《遼史》、《金史》始撰於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次年三月、十一月先後成書。《遼史》包含本紀30卷、志32卷、表8卷、列傳45卷、國語解1卷，共116卷。《金史》包含本紀19卷、志39卷、表4卷、列傳73卷，共135卷。它們都是體例完整的紀傳體史書，分別寫出了中國歷史上以契丹族貴族為主和以女真族貴族為主建立的遼皇朝、金皇朝之歷史的全過程，總結了這兩個皇朝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舉措及其興廢盛衰之故，以及在歷史上所占有的地位。《遼史》、《金史》的特點，一是具有鮮明的民族史內容，二是以大量的事實反映了中國歷史上在這一時期的多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在歷代正史中具有特殊的意義。

  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修成奏進。它包括紀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傳255卷，共496卷，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為浩繁。《宋史》本紀於兩宋之際，頗致意總結其興亡之故，《徽宗紀》後論詳細分析了徽宗「失國之由」。而於南宋滅亡，《宋史》本紀卻也寫出了悲壯的一幕：張世傑「以舟師碇海中」作最後抵抗，陸秀夫負主「投海中」，楊太后之「撫膺大慟」。最後寫道：「世傑亦自溺死。宋遂亡。」

  《遼史》、《金史》、《宋史》的表和志，都各有特色，它們表明了三朝史家的積累，也表明元朝史家在歷史撰述上對於表、志的重視。

  元代史學在地理書和私人行記方面的撰述也是有成就的。《元一統志》，先是700餘卷，後增至1300卷，是元代最重要的官修地理書。所敘包括山川形勢、地質地理、建置沿革、歷史人物及有關史事，也反映出了元代遼闊的疆域和統一的政治局面。惜此書已佚。徐明善的《安南行記》、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汪大淵的《島夷志略》，記載了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後兩部書是這方面的傑作，對研究亞洲文明史以至世界文明史有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