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下）

  第一節 史學的繁榮與嬗變

  一、史學的繁榮

  宋、遼、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時期，中國古代史學經歷了從發展走向繁榮和從繁榮趨於嬗變這兩個重要階段。繁榮，以兩宋史學為代表；總結與嬗變，以明清之際和清代前期史學為標誌。遼、金、元時期，多民族史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而明代史學的特點，則顯示出史學走向社會深層的趨勢。

  兩宋史學，在通史、當代史撰述和歷史文獻學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學術史和史學批評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是古代史學走向繁榮的時期。《資治通鑑》、《通志》和《文獻通考》是宋代與宋元之際史學上影響最大的三部著作。其繁榮表現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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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史著作的成就

  《資治通鑑》，北宋司馬光（1019—1086年）主編，劉恕、范祖禹、劉攽分撰，最後由司馬光刪削、修訂成書。全書294卷，編年記事。上限起自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前403年），以示「周雖未滅，王制盡矣」；下限迄於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以銜本朝國史。是一部包含了1362年史事的編年體通史巨著。同時，司馬光還撰有《資治通鑑目錄》30卷，「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資治通鑑考異》30卷，以明史料取捨之故，與本書相輔而行。《資治通鑑》繼承了《春秋》、《左傳》、《漢紀》、《後漢紀》、《統史》等書的傳統和優點，把編年體史書發展到成熟階段。

  《資治通鑑》記事連貫而豐贍，擴大了編年體史書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的容量。所記內容以政治、軍事、民族關係等為主，兼及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和重要歷史人物。在豐富、紛繁的歷史內容中，司馬光「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而特意詳述，以達到「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1]，為現實提供借鑑的目的。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認為，《資治通鑑》包含了「君道」、「臣誼」、「國是」、「民情」等多方面內容，說明它在歷史借鑑方面有廣泛的作用。

  《資治通鑑》對歷史的表述有很高的藝術成就。它寫戰爭，把戰事前的緊張策劃、戰爭中的防守和奇襲寫得十分出色。其中關於赤壁之戰、淝水之戰、西魏韋孝寬守玉璧、唐朝李愬平蔡州等戰事的描述，都是膾炙人口的精彩史文作品。它寫歷史場面，能使人感受到不同的氣氛，例如，卷一百九十四記唐太宗置酒故漢未央宮，頡利可汗起舞，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李淵高興地說：「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李世民也說，他不學劉邦「妄自矜大」，於是「殿上皆呼萬歲」。這寫出了和諧、熱烈的氣氛。又如卷二百二十三記郭子儀單騎見回紇，是先寫出了軍營中的緊張，然後轉向信任、熱烈的氣氛。它也善於在具體的事件中描寫人物的心理、精神和智慧，如淝水之戰中謝安的心理活動，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所用的謀略，在唐太宗盛怒之下長孫皇后「具朝服立於庭」而賀其得魏徵直臣等，都使人讀後回味無窮。

  《資治通鑑》的思想價值，在於它以極其豐富的歷史事實證明：政治統治的存在、鞏固和發展，離不開對於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為它作序的宋神宗，為它作注的胡三省，為它作全面闡釋的王夫之，都十分強調它的這個價值。書中對「生民」、「民心」、「民事」的重視，是司馬光歷史觀上頗有光彩的一面。《資治通鑑》又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它所引之書多達322種，「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2]，被譽為是「後世不可無之書」[3]。

  宋代的另一部通史巨著《通志》，是南宋鄭樵（1104—1162年）所撰。《通志》是紀傳體通史，全書200卷，包含本紀18卷、年譜4卷、略52卷、世家3卷、載記8卷、列傳115卷。其記事起三皇，迄隋末，諸略所記下及於唐。這6種體例中，略由書、志而來，年譜是年表的別稱，世家本於《史記》，載記采自《晉書》。《通志》是《史記》以後紀傳體通史的新成果。鄭樵歷史撰述的主旨是「會通」，他說的「會通之義」、「會通之旨」、「會通之道」[4]，主要包括兩層意思：一是重視古今「相因之義」，意在貫穿歷史的聯繫；二是揭示歷代損益，意在「極古今之變」。這兩點，包含了樸素的辯證思想，在歷史觀念發展上是值得重視的。但鄭樵過分貶抑「斷代為史」的一些說法，並不足取。

  《通志》最重要的成就是它的20篇略，通常稱為《通志略》或簡稱《二十略》。它們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立目與內容都依據前史，如禮、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略，大致出於《通典》；二是立目參照前史而在內容上有所繼承和發展，如天文、地理、器服、樂、藝文、災祥六略；三是立目與內容多屬作者首創，包括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諡、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九略。鄭樵所創九略涉及廣泛的領域：氏族、諡，是關於中國社會的傳統和特點的兩門學問；都邑，講政治與地理的關係；六書、七音，講文字、音韻；校讎、圖譜、金石，提出了歷史文獻學的幾個新領域；昆蟲草木，是在天文、地理、災祥之外，擴大了對自然史認識和研究的範圍。這都是前史諸志不曾專門論述的，是鄭樵的新貢獻。

  《二十略》繼《隋書》志和《通典》之後，進一步擴大了史學對於典章制度和專史的研究，加強了對於文化和自然的認識。它包含了豐富的無神論思想，對天人關係提出了新認識；它批評「窮理盡性之說」的片面性，力倡「實學」；它的各篇序言提出了不少歷史方面和史學方面的理論認識。這些都表明它在史學上有很高的價值。明人龔用卿撰《刻通志二十略序》引時人之言，稱《二十略》是鄭樵「自得之學，非尋常著述之比」，可謂確論。

  《文獻通考》348卷，元初馬端臨（約1254—約1323年）撰。本書分24門，記事起自上古，迄於南宋寧宗嘉定（1208—1224年）年間，是繼杜佑《通典》之後的又一部典制體通史巨著。此書自始撰至泰定元年（1324年）刊印問世，經歷了40年時間。馬端臨對「文獻」作了界定，認為：經史、會要、百家傳記之信而有徵者謂之「文」；奏疏、評論、名流燕談、稗官記錄之可證史傳之是非者謂之「獻」。這是把敘事和論事作了區別。

  《文獻通考》把《通典》的9門發展為24門，擴大了典制體史書的內容和範圍。它把《通典》的《食貨典》析為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等8門，分《選舉典》為選舉、學校2門，又分《禮典》為郊社、宗廟、王禮3門，增加《通典》所沒有的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等5門，總共比《通典》多出15門。馬端臨強化了杜佑以「食貨為之首」的歷史見識，又把經籍納入典制體通史之中，這是他對前人的繼承和發展。

  《文獻通考》反映了馬端臨的進步的歷史思想，這主要表現在他重視歷史上的社會經濟活動。《文獻通考》在歷史文獻上也有重要價值，其論宋代典制最詳，是稍後所出的《宋史》諸志未能囊括的。它接續了《通典》斷至唐天寶之末到宋嘉定之末460多年典制發展的歷史，增加了《通典》所無的5個門類，減少了「禮」在全書中所占的比例，《兵考》以敘歷代兵制為主，都從歷史文獻上豐富、發展了《通典》。後人把《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合稱「三通」，它們對元、明、清史學的發展有長久的影響。

  南宋開始逐步形成的「《通鑑》學」，到了元代有了新的發展[5]。其中以胡三省（1230—1302年）的《音注資治通鑑》（亦稱《新注資治通鑑》）最負盛名。胡三省與馬端臨一樣，都是宋元之際人。他注《通鑑》有兩個動因：一是承襲家學，執行先人遺命；二是痛感「亡國」，寄寓民族氣節。他在自序末尾以太歲紀年書為「旃蒙作噩」（即乙酉年，是為至元二十二年即1285年），表示不奉元朝為正朔。這個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注文中。胡三省的《音注資治通鑑》，後人簡稱《通鑑》胡注或胡注。其成就首先在於它對《通鑑》在記事、地理、制度、音讀等方面都有疏通之功。其自序說：「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這種疏通包括校勘、考訂、辨誤、訓釋音義等。胡注的成就，還表現在寓歷史評論於注文之中，反映了注者進步的歷史思想。卷二八六注文嘲笑後晉皇后崇佛而終於「凍餒」於封禪寺，嘲笑「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這樣的評論，由事而發，隨文作注，在胡注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胡注的另一個貢獻，是它最早把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考異》散於《通鑑》各文之下，使《考異》同正文直接聯繫起來，便利了人們對《通鑑》的閱讀、研究，也有利於《通鑑》的廣泛流傳。在胡三省之前和之後，有很多人為《資治通鑑》作注，胡注是最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直到今天，人們讀《資治通鑑》還是不能不讀胡注。它同「前四史」的諸家注文一樣，都是中國史學上的著名史注。

  （二）三部當代史名著

  宋代史家關於前朝正史的撰述是有成績的。薛居正的《五代史》（即《舊五代史》），歐陽修的《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和歐陽修、宋祁的《新唐書》，都被後人列入「二十四史」。由於宋與遼、金關係的複雜和政治形勢的變幻，宋代史家對本朝史或當代史顯得格外關注。其中，以李燾（1115—1184年）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1126—1207年）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1167—1244年）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最為知名。

  《續資治通鑑長編》全書980卷，另有《舉要》68卷，記事起自北宋開國，迄於北宋滅亡。這是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部帙浩繁的編年體皇朝史，因記事上接《資治通鑑》，「纂集義例」亦悉用司馬光之所創立，故稱此名。本書的特點，除浩繁以外，還有翔實。李燾自謂「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對於「大廢置、大征伐，關天下之大利害者」，都「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李燾還仿《資治通鑑考異》的做法，自撰注文，以存異說。宋人葉適論此書說：「《春秋》之後，才有此書，信之所聚也。」今傳《續資治通鑑長編》，系後人自《永樂大典》中錄出，時已缺熙寧至紹聖年間部分記載及徽、欽二朝史事，重加編次，僅得520卷，仍不失為宋人所撰最翔實的北宋史。李燾以40年精力撰成此書，他自己說「精力幾盡此書」[6]，《宋史》本傳稱他「平生生死文字間」[7]，反映了他堅韌不拔的追求。

  《三朝北盟會編》，250卷，是記載兩宋之際歷史的編年體史書。三朝，指北宋徽宗、欽宗二朝和南宋高宗朝。北盟，記事以宋、金和戰為主要線索，故稱「北盟會編」。此書按編年纂述史事，而每記一事則並列諸說，每取一說則原文照錄，「參考折衷，其實自見」[8]。徐夢莘據200多種書成此巨製，反映了他「自成一家之書，以補史官之闕」的「本志」。時人評價這書的價值是：「東觀直筆多所資，蓬萊漢閣生光輝。」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200卷，編年記事，起建炎元年（1127年），止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記南宋高宗朝36年史事，今傳本亦系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此書比之於《續資治通鑑長編》，敘事凝練；比之於《三朝北盟會編》，采撰精審。它徵引賅博，所據書在200種左右，凡有異同，也仿《資治通鑑考異》之法多有自注，反映了作者在采撰和體例運用上的嚴謹。後人評論說：「大抵李燾學司馬光而或不及光，心傳學李燾而無不及燾。」[9]這是評價了二李及他們與司馬光史學的關係。

  《長編》撰成於淳熙九年（1182年），《會編》完成於紹熙五年（1194年），《要錄》進呈於嘉定元年（1208年）。在27年中，宋代史家相繼寫出三部編年體當代史巨著，是中國史學史上有重大創穫的年代。歷史啟發著史家的沉思和撰述激情，這三部當代史是極好的證明。

  （三）歷史文獻學的多方面成就

  兩宋時期，歷史文獻學有長足的發展，也有新的開拓。首先說考異、糾謬、刊誤和考史。司馬光為說明《資治通鑑》所據文獻的同異及其取捨之故，自撰《考異》一書，在歷史撰述和歷史文獻學史上都是首創。其「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的主旨，在治史的理論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意義，影響亦頗深遠。《考異》原系單行，後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乃分記各條於所考之事文下，以便於閱讀。吳縝作《新唐書糾謬》，擿舉《新唐書》的謬誤，取其同類，分為20門。因其所得多據《新唐書》紀、表、志、傳參照、對勘而來，未必一一中肯，但確實指出了原書的不少謬誤。他還撰有《五代史記纂誤》，也是這類性質的著作。刊誤，意即勘誤，修訂、改正之意。宋人刊誤前史，重點在《漢書》和《後漢書》，有張泌《漢書刊誤》，余靖《漢書刊誤》，劉敞、劉攽、劉奉世《三劉漢書標註》，劉攽《後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等。宋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之「墾」皆作「懇」，於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刊正之。時劉攽為學官，遂刊其誤。這件事可能推動了學人的刊誤工作。考異、糾謬、刊誤都關係到考史，宋人考史以王應麟為名家。他的名作《困學紀聞》20卷，其中卷十一至卷十六專為考史，上起先秦，下迄南宋，還有專題性質的考證。所考所論，「辭約而明，理融而達」[10]。

  其次是目錄學的新發展。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是解題目錄書的名作，在分類、解題、批評三個方面都有重要價值。最後是金石學的創立。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是現存最早的金石學專書。二書的序文和各條跋尾，包含有豐富的文獻學思想，以及研究歷史的理論和方法論。歐陽修說的「為善之堅，堅於金石」[11]，就包含著深刻的歷史見解。

  兩宋史學，在民族史、地方史、學術史、佛教史、中外交通史、野史、筆記，以及歷史評論、史學批評方面，都有不少成就。它們對元、明、清史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