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學發展中的幾個重要轉折
2024-08-14 18:48:17
作者： 瞿林東著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經歷了多途發展的歷程。隋唐五代時期，史學在發展中出現了幾個新的重要轉折。第一個轉折，是皇家正式設立了專門的修史機構——史館，完善了史官制度，開展大規模的官修史書活動，並完成了第二個轉折，即史學家自覺意識的增強，史學批評趨於成熟，史學發展進入了更富於理性特色的階段。第三個轉折，是明確地提出了史學的經世致用目的，深化了對史學社會功能的認識。第四個轉折，是通史著作的復興和新的史書體裁的出現。第五個轉折，是歷史筆記的勃興。這幾個新的重要轉折，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這個時期的社會面貌和史學特點，並對後來的史學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正式設立史館和規範官修史書活動
隋朝作為統一的皇朝，對推動史學發展沒有太多的作為，但有兩件事情是應當提到的。第一件事，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81]這是表明皇家要壟斷修史，魏晉以來私人修史之風的勢頭顯然受到抑制。第二件事，是「《漢書》學」的興盛。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漢聖」。楊汪學於劉臻，後為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為一時之盛況。蕭該、包愷更是《漢書》學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82]。這兩件事，反映出隋皇朝統治者的歷史意識的強化。
唐皇朝歷史意識的強化是另一種表現形式。唐高祖以宏大的氣魄，下詔修撰梁、陳、魏、齊、周、隋六代史，為唐代史學發展奠定了格局。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設史館于禁中，復詔諸大臣修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紀傳同時修成，唐太宗表示，秦始皇「焚書坑儒」、隋煬帝「尤疾學者」，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83]。五代史紀傳是：《梁書》56卷，紀6卷，傳50卷，姚思廉（557—637年）撰。《陳書》36卷，紀6卷，傳30卷，姚思廉撰。《北齊書》50卷，紀8卷，傳42卷，李百藥（565—648年）撰。《周書》50卷，紀8卷，傳42卷，令狐德棻（583—666年）、岑文本（595—645年）、崔仁師撰。《隋書》55卷，紀5卷，傳50卷，魏徵（580—643年）、顏師古（581—645年）、孔穎達（574—648年）等撰，其史論及梁、陳、齊三史總論皆出於魏徵之手。
五代史記述了梁、陳相繼，齊、周並立，以及隋朝統一南北、由興而亡的歷史。至此，南北各朝及隋之統一的歷史已粲然齊備。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命褚遂良監修《五代史志》（亦稱《隋書》志），至高宗顯慶元年（656年）成書，由長孫無忌奏進。參與撰述的有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五代史志》包括10志30卷，上接《南齊書》志和《魏書》志。其中《經籍志》在學術史、文獻學史和目錄學史上有極重要的價值。
在《五代史志》成書之前，貞觀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詔重修晉史。他在《修晉書詔》中批評尚存的18種晉史「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事虧實錄」[84]。重修工作以房玄齡、褚遂良監修，以曾經「總知類會」五代史撰述的令狐德棻為首，參與其事者凡21入。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撰成，包含紀10卷、志20卷、傳70卷、載記30卷，記述了兩晉、十六國史事。唐太宗為宣、武二帝紀及陸機、王羲之二傳寫了後論，故新修《晉書》曾題為「御撰」。《晉書》的志有很高價值，鄭樵評論說：「晉、隋二志高於古今。」[85]《晉書》以載記體例記十六國歷史，是其一大獨創，在民族史撰述上有特殊的意義。《晉書》卷八二為陳壽、司馬彪等一批史家立傳，反映了突出的史學批評的自覺意識。在《五代史志》成書後三年，即顯慶四年（659年），李延壽撰成《南史》紀傳80卷、《北史》紀傳100卷，這是通敘南朝史和北朝史的兩部著作。李延壽的撰述工作，頗得力於史館的條件和令狐德棻的支持。
唐初所修八史，占了古代「正史」即「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顯示了官修史書所具有的實力。唐代官修史書在國史、譜牒和禮書等方面，也多有創穫。五代時期還有官修《唐書》面世。
（二）史學家自覺意識的增強
盛唐時期，傑出的史學批評家劉知幾（661—721年）於中宗景龍四年（710年）寫出了《史通》一書。這是中國古代史學上一部劃時代的史學批評著作。它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史學進入一個更高的自覺階段，是史學思想和史學理論發展的新轉折。
劉知幾從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起擔任史職，直至去世止，首尾20年。他參與了實錄、國史、大型譜書等許多重要撰述，對史學源流、歷史文獻的聚散、得失、性質，以及武則天、唐中宗時史館修史狀況，均有深入的認識。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意識由此而顯得格外強烈，加之他少年讀書「喜談名理」的賦性，也逐漸培養起一種批判精神。他撰《史通》的原因，是因為「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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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20卷，包括內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合為52篇。其中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3篇亡於北宋以前，全書今存49篇。內篇是全書的主要部分，著重闡述了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採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則，而以評論紀傳體史書體例為多。外篇論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雜評史家、史著得失，也反映了作者對於歷史的一些見解。
《史通》以《六家》、《二體》開篇，從史書的內容和形式闡述了史學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學發展大勢；以《雜述》概括了史學的多途發展。這5篇，是對史學發展歷史的清理。它的《載言》、《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編次》、《稱謂》、《序傳》等篇，是關於史書表現形式的理論，而以論紀傳體史書的結構、體例為主。它的《采撰》、《載文》、《補註》、《因習》、《邑里》、《言語》、《浮詞》、《敘事》、《點煩》、《核才》、《煩省》等篇，是關於史書編撰方法和文字表述的理論。它的《品藻》、《直書》、《曲筆》、《鑑識》、《探賾》、《摸擬》、《書事》、《人物》等篇，是關於歷史認識和撰述的理論。《辨職》、《自敘》、《忤時》3篇，是闡說作者的經歷、撰述旨趣和對史學社會功用的認識。外篇中的其餘各篇，列舉實例，雜評前史得失，以證上述有關理論。《史通》精髓在於「商榷史篇」[87]、「喜述前非」[88]，主旨是史學批評。時人徐堅評論《史通》說：「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89]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古代史學批評理論的經典性著作。
劉知幾還提出了「史才三長」論，認為史家兼具才、學、識，方可稱為良史之才。他用才、學、識三個範疇，把史家的修養提高到自覺的理論認識階段。
《史通》所反映出來的史學家的自覺意識，到中唐時期有更廣泛的表現。總的來看，史學家對於自身職責與社會之關係的認識，趨於更加自覺，更加深刻，而且或多或少帶有一些理性成分，顯示出史學家自覺意識的增強，成為中唐史學發展的又一個趨勢。
（三）明確地提出了史學的經世作用，深化了對史學社會功能的認識
唐代中葉的社會動盪，促使史學家們在鑑戒思想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了經世思想，豐富、深化了對史學社會功能的認識。唐玄宗開元末年，唐皇朝的盛世出現衰敗的徵兆，而歷時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則嚴重地阻滯了唐代經濟、政治發展的勢頭，同時也使盛世時期所積累起來的各種社會矛盾爆發出來。其中如藩鎮問題、土地問題、財政問題、民族關係問題等，都十分嚴重，成為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普遍關注的問題。政治家的改革，思想家的論辯，史學家的沉思，以至詩人的詠嘆，都使他們在面對嚴峻的現實這一點上有很多相通、相似之處。人們所熟知的「兩稅法」、《封建論》、「三吏」、「三別」等，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唐代史學風氣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中唐以前的史學家中，還不曾出現這樣的情況：由史學家自己宣稱，他寫的史書將直接應用於政治統治。這種情況，在中唐時期是切切實實地出現了。大史學家杜佑鄭重表明：「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90]這是中國古代史學家第一次由本人宣布，其著述將直接用來為政治服務。前代史家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91]、「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92]等種種含蓄的說法，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明確的「將施有政」了。杜佑的這一撰述宗旨，頗為同時代人所重視，所推崇。
中唐時期，經世思想的產生不限於史學領域。如政治家、地理學家李吉甫指出：
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93]
這是他反覆闡說自己撰述《元和郡縣圖志》的目的。從中不難看出，他極不滿意那種「流於異端，莫切根要」的地理之學，強調地理之學應著重研究「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以便為當時的政治統治服務。
元和十年（815年），文學家、大詩人白居易在長安為太子屬官，其間，他給元稹寫了一封信，討論詩歌的創作目的和社會作用。信中說：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94]
這就是說，詩文的創作，應當密切結合當時的「時」、「事」。有這種認識的人，又豈止一個白居易。
總體來看，中唐史學之趨向於重視經世作用，並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現象。一方面，這是當時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它要求史學家把從現實去考察歷史與從歷史來觀察現實結合起來，即把現實作為研究歷史的起點和歸宿。另一方面，經世思想在當時已或多或少成為一種學術文化中的潮流。《通典》是這個潮流的產物，又是這個潮流的一部分，故而「大為士君子所稱」[95]。
（四）通史撰述的復興和新的史書體裁的出現
在西漢皇朝盛世，司馬遷著《史記》，首創紀傳體通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中的一座里程碑。然而，自東漢班固撰《漢書》，改通史為斷代，此後數百年間，通史撰述甚為寥落，而斷代為史則風靡一時。南北朝時，梁武帝曾命史學家吳均等撰《通史》600卷，北魏元暉也曾召集史學家崔鴻等撰《科錄》270卷，這兩部書都是通史，可惜都沒有流傳下來。隋末，陸從典試圖「續司馬遷《史記》訖於隋」[96]，但他並未實現這個著述計劃。這表明，從南北朝至隋，一些政治家、史學家，還是希望在撰述通史方面能夠獲得新的成就。
盛唐史學家中，不少人都有一種通變的歷史觀念。李延壽撰《南中》、《北史》180卷，「以擬司馬遷《史記》」[97]。睿宗、玄宗時人韓琬曾撰《續史記》130卷[98]，可惜其書已佚。而蕭穎士則「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99]。這是分別採用紀傳體和編年體撰寫的通史，前者尊《史記》，後者崇《春秋》。
中國史學上的通史撰述，至中唐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取得了新的成就，成為這個時期史學發展中一個重要的趨勢。概括地說，這時期的通史撰述的新成就有三個特點：一是體裁豐富，二是產生了有影響的著作，三是開拓了歷史研究的領域。這不僅是唐代史學上的重要成就，也是整個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具有轉變風氣之重大意義的成就。茲將這一時期的通史著作列表如下：
據上表，只有姚康是中、晚唐之際的人，除其所撰《統史》成書於晚唐外，其餘都是中唐時人，所撰各書，多成於德宗、憲宗兩朝。這些書，除《建康實錄》是貫通六朝歷史的著作外，其餘諸史多是貫通古今的通史。如韓潭的《統載》，「采虞、夏以來至於周、隋，錄其事跡善於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為立傳」[100]。如杜佑的《通典》，分為九門，「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於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101]。如高峻《小史》，「一以《太史公書》為準」[102]，抄節歷代史而成，間或也有述作，下限至於唐德宗、順宗時期。再如姚康《統史》，「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無不備載，編年為之」[103]。以上四書，分別為傳記體、典制體、紀傳體、編年體，它們的共同特點則都是通史。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里，能夠在通史撰述方面取得這樣突出的成就，這在中唐以前的史學發展史上是不曾有過的。
中唐史學出現重視撰述通史的趨勢，乃是自南北朝以來、特別是隋朝和盛唐以來史學發展的結果。至於中唐史家能夠採用多種體裁來表現通史的撰述，也是跟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來史學的發展，尤其是跟他們對史書體裁有過一番爭論和反思相聯繫的。[104]
中唐史家的通史著述對後來史學發展的重大影響，從《通典》成為「十通」之首，可以得到最有力的說明。
（五）歷史筆記的勃興
劉知幾《史通·雜述》說：「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他說的「偏記小說」，包含十項，其中「小錄」、「逸事」、「瑣言」、「別傳」、「雜記」等，似屬於歷史瑣聞筆記一類的作品。這類作品，是從秦漢以來尤其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發展起來的，故劉知幾說是「其所由來尚矣」。至於說它們「能與正史參行」，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從內容上看可以補充正史，二是從表現形式上看可以豐富史書的體裁。劉知幾的高明處，是他已經認識到這類作品在史學發展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可以認為：「唐代是筆記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說故事類的筆記增加了文學成分，一方面使歷史瑣聞類的筆記增加了事實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據辨證類的筆記走上了獨立發展的路途。這三種筆記的類型，從此就大致穩定下來了。」[105]從歷史瑣聞類筆記來看，它們的作者都逐步形成了一種「以備史官之闕」的意識，從而使它們提高了在史學上的價值。
在唐代的筆記發展中，晚唐實是一個重要的階段，可以認為是筆記勃興的階段。例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十篇《唐之傳奇集及雜俎》中列舉的十餘種書，基本上都是晚唐人作品；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論唐代的筆記，其所舉「小說故事類」諸例與「歷史瑣聞類」諸例，半數以上亦系出於晚唐人之手。
晚唐的歷史瑣聞筆記，因其作者的身份、見解、興趣、視野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點和價值。但這些書說人物，論事件，講制度，旁及學術文化、生產技藝、社會風情等，都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映出歷史的面貌。在現存的晚唐歷史瑣聞筆記中，李肇的《國史補》（3卷，亦稱《唐國史補》）、韋絢的《劉賓客嘉話錄》（1卷）、李德裕的《次柳氏舊聞》（1卷）、鄭處誨的《明皇雜錄》（2卷）、趙璘的《因話錄》（6卷）、李綽的《尚書故實》（1卷）、張固的《幽閒鼓吹》（1卷）、范攄的《雲溪友議》（3卷，一作12卷）、鄭綮的《開天傳信記》（1卷）等，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從史學的觀點看，它們有幾個共同的特點：第一，都記本朝史事，而以中唐以下史事為主。如影響較大的《國史補》、《因話錄》，前者記玄宗開元至穆宗長慶年間事，後者記玄宗至宣宗朝史事。第二，這些書的作者不少都具有為正史拾遺補闕的意識，從而增強了歷史瑣聞筆記的嚴肅性。《國史補》作者李肇在本書序中解釋他的書名和撰述旨趣說：
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歷史瑣聞類的筆記在撰述思想上真正走向成熟的標誌。這如李德裕強調「以備史官之闕」[106]，鄭綮說「搜求遺逸，傳於必信」[107]一樣，還有僖宗時進士林恩撰《補國史》（10卷）意在「補」國史[108]，趙璘的《因話錄》用「因話」二字名書也是表明其所「錄」是有根據的，都反映了作者的自覺的史學意識。這種意識的增強，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歷史瑣聞筆記的發展，進而確定了它們在中國古代史學上的重要位置。第三，這些書大多涉及中晚唐的政治統治、社會變故，它們在客觀上不是在為唐皇朝的興盛唱讚歌，而是在為它的衰落唱輓歌。例如，《國史補》中的《汴州佛流汗》、《韋太尉設教》、《王鍔散財貨》、《御史擾同州》等條，寫出了中唐時期文武官吏的貪贓枉法、賄賂公行的醜惡行徑；而《京師尚牡丹》、《敘風俗所侈》等條，則勾畫出德宗朝以下貴族生活的奢靡和腐敗。此外，如關於藩鎮跋扈、宦官專權、官僚隊伍膨脹的記載，都是從比較深刻的意義上揭示了這個時期的社會問題和歷史特點。玄宗開元、天寶之際，實為唐代歷史的轉折時期，其中盛衰得失，引起後人的許多回味和反思。《次柳氏舊聞》、《明皇雜錄》、《開天傳信記》多觸及這方面的內容。尤其是《開天傳信記》雖只寫了開、天時期32件史事，但卻把玄宗開元年間的勵精圖治、盛世景象，天寶年間的奢靡享樂、政事腐敗，以及玄宗在安史亂後做了「太上皇」的憂思惆悵和政治上的失落感都反映出來了。
從這三個特點來看，晚唐的歷史瑣聞筆記確為當時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其數量來說，上面所舉的不過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和不曾著錄的，數量比這要多得多，可惜大多亡佚。這些筆記在歷史文獻上的價值，後來因司馬光撰《資治通鑑》時曾廣泛採用而得到相當發揮。高似孫《史略》卷四《通鑑參據書》條，曾列舉多種。胡三省說：「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考異》30卷，辯訂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109]這裡說的「私史」，多是指的私家所撰歷史瑣聞筆記。當然，這些筆記中有的也還沒有完全擺脫神仙志怪的影響，但這畢竟不是它們的主要傾向。
晚唐的小說故事類筆記，也跟史學有密切的關係。如陳寅恪以《順宗實錄》與李復言的《續玄怪錄》中之《辛公平上仙》「互相發明」，證明宦官「脅迫順宗以擁立憲宗」及「憲宗又為內官所弒」的事實，從而說明「李書此條實乃關於此事變倖存之史料，豈得以其為小說家言，而忽視之耶？」[110]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陽雜俎》20卷、續集10卷，雖有許多神仙志怪的記載，但它卻包含了不少社會史、科技史和中外交流史的內容，歷來受到中外學人的重視[111]，更不可以其為小說家言而忽視它在史學上的價值。
[1] 《韓非子》卷十九《五蠹》，王先慎集解，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339頁。
[2] 班固等：《白虎通》卷一「號」，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52頁。
[3] 《周易》卷八《繫辭下》，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6、74頁。
[4] 班固等：《白虎通》卷一「號」，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51頁。
[5] 《商君書》第十八《畫策》，嚴可均校，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21頁。
[6] 《淮南子》卷十九《修務訓》，高誘注，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331頁。
[7] 《左傳·昭公元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10頁。
[8] 《論語》第八《泰伯》，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4頁。
[9] 《淮南子》卷八《本經訓》，高誘注，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18頁。
[10] 《詩經·商頌·玄鳥》，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22頁。
[11] 《國語》卷四《魯語上》，韋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頁。
[12] 參見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頁。
[13] 參見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頁。
[14] 《左傳·昭公二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26頁。
[15] 《墨子》卷八《明鬼下》，孫詒讓間詁，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41～145頁。
[16] 《孟子》卷八《離婁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92頁。
[17] 見《國語·周語》記西周末年事，以及《史記·周本紀》、各國《世家》、《十二諸侯年表》記各國紀年之始，大致都略當周厲王前後。厲王出奔、共和行政開始之年（前841年）是中國歷史上有準確紀年的開端，這與編年紀事的國史的出現大致相符。參用白壽彝說，見《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209頁。
[18] 孔子是否作《春秋》，歷來有不同的認識。本書據《孟子》、《史記》之說。
[19]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09頁。
[20] 今傳《春秋》，下限止於魯哀公十六年，末二年為後人所補，非孔子《春秋》原文。
[21] 《禮記》卷五十《經解》，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09頁。
[22] 《論語》第七《述而》，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2頁。
[23] 《孟子》卷八《離婁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92頁。
[24]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55頁。
[25]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43頁。
[26] 參見劉向：《戰國策》附錄《劉向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5頁。
[27] 南宋以後，此書佚亡，於是輯佚本漸出，內中以朱右曾輯錄、王國維輯校的《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較好，得佚文428條，為學人所重。
[28] 參見茆泮林：《世本》序，《世本八種》，宋衷注、秦嘉謨等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1～2頁。
[29] 《世本》在唐初已佚三分之二，南宋以後其書不傳。清代有多種輯本問世，而以雷學淇、茆泮林兩種輯本較嚴謹。近年有《世本八種》印行，集清人《世本》輯佚之大成。
[30] 司馬遷：《史記》卷六《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39頁。
[31] 司馬遷：《史記》卷六《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45、247頁。
[32]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699頁。
[3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5頁。
[34] 司馬遷：《報任安書》，《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3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頁。
[36]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4頁。
[37] 班固：《漢書》卷一百上《敘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05頁。
[38]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4頁。
[39]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30頁。
[40] 班固：《漢書》卷一百上《敘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08頁。
[41]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4頁。
[42]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35頁。
[43]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5頁。
[44] 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頁。
[45] 魏徵等：《隋書》卷七十五《包愷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716頁。
[46] 劉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4頁。
[47] 三國時，吳太子太傅張溫撰《三史略》29卷，至唐初仍行於世。劉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6～317頁。
[48] 參見陳壽：《三國志》卷五十四《吳書·呂蒙傳》裴注引《江表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275頁。唐、宋以後，此書逐漸散佚，至清代康乾時相繼有輯佚本行世。《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稱，《東觀漢記》「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斕，罔非瑰寶」。今人吳樹平在前人輯佚的基礎上，披覽群籍，增益佚文，標明由來，作《東觀漢記校注》22卷，是目前較好的輯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9] 范曄：《後漢書》卷六十二《荀淑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062頁。
[50] 荀悅：《漢紀》卷一《高祖皇帝紀》序，《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頁。
[51] 荀悅：《漢紀》卷三十《孝平皇帝紀》後序，《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47頁。
[52]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正史類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57頁。
[53]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古史類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59頁。
[54] 同上。
[55]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雜史類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62頁。
[56]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霸史類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64頁。
[57]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雜傳類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82頁。
[58]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9～290頁。
[59] 參見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史部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92頁。
[60] 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543頁。
[61]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頁。
[62] 參見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十二《賈淵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907頁。
[63] 參見李延壽：《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62頁。
[64] 杜佑：《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61頁。
[65] 清人姚之駰、黃奭、汪文台等，先後在後漢史輯佚方面作出了貢獻，其中以汪文台《七家後漢書》最有價值。今人周天游在前人輯佚的基礎上，網羅群籍，參考諸家輯本，增補新輯，作《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可略窺已佚諸家後漢史面貌。
[66] 清人湯球、黃奭致力於已佚諸晉史的輯佚工作，頗有成績。今人喬治忠采湯、黃二人所輯佚文中之編年體部分，合為《眾家編年體晉史》1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並作校注，刊行於世，足可參考。《眾家編年體晉史》校注本，收編年體晉史12種（比上文所舉多出裴松之《晉紀》1種），晉起居注2種，不明著者之晉紀遺文1種，凡15種。
[67] 參見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90～891頁。
[68] 劉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35頁。
[69] 魏收：《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26頁。
[70] 劉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38頁。
[71]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司馬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41頁。
[72] 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一「太宗」，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1頁。
[73] 袁宏：《後漢紀》序，《兩漢紀》下卷首，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頁。
[74] 沈約：《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30～1831頁。
[75]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陳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73頁。
[76] 陳壽：《三國志》卷四《魏書·三少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54頁。
[77]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陳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38頁。
[78]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三國志》卷末，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71頁。
[79] 參見王仲葷：《魏晉南北朝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87頁。
[80]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九「齊書書法用意處」，王樹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90頁。
[81] 魏徵等：《隋書》卷二《高祖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38頁。
[82] 魏徵等：《隋書》卷五十六《楊汪傳》、卷七十五《包愷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394、1716頁。
[83]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五四《國史部·恩獎》，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657頁。
[84]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修晉書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67頁。
[85] 鄭樵：《通志》卷七十一《校讎略》「編書不明分類論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35頁。
[86]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頁。
[87] 劉知幾：《史通》卷首《史通原序》，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88]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頁。
[89]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71頁。
[90] 杜佑：《通典》卷一《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頁。
[91]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375頁。
[92] 沈約：《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31頁。
[93]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首《元和郡縣圖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頁。
[94]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五《與元九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962頁。
[95]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杜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83頁。
[96] 李延壽：《南史》卷四十八《陸慧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202頁。
[97] 李延壽：《北史》卷一百《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345頁。
[98] 參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二》正史類，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57頁。
[99]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百二《蕭穎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768頁。
[100]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部·采撰二》，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685頁。
[101] 李翰：《通典序》，《通典》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頁。
[102] 高似孫：《史略》卷四《通史》，周天游校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126頁。
[103] 劉昫等：《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30頁。
[104] 參見瞿林東：《古代史家怎樣對待史書體裁》，載《安徽史學》，1984年第4期。
[105] 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6頁。
[106] 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頁。
[107] 鄭綮：《開天傳信記》序，《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9頁。
[108] 參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二》雜史類，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67頁。
[109]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懿宗咸通元年七月」，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8089頁。
[110] 陳寅恪：《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1頁。
[111] 參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前言，曹中孚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