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撰述「正史」的高潮

  《史記》奠定了紀傳體史書的基礎，《漢書》開皇朝史撰述的先聲，繼而有《東觀漢記》和《漢紀》的行世，於是後世史家極重皇朝史的撰寫。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封建政權對峙、割據和頻頻更迭，出現了一大批皇朝，其中不少雖然興替匆匆，但皆各修其史。這是史家撰寫皇朝史出現高潮之史學上和歷史上的主要原因。唐初，設史館于禁中，把撰寫前代史和本朝史作為皇家的一件大事看待，從而使官修前朝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這是上述高潮發展的結果和繼續的趨勢。

  《隋書·經籍志》史部以紀傳體皇朝史為「正史」，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所述則包含編年體皇朝史在內。這裡所說的「正史」，兼含兩種體裁而以闡述紀傳體皇朝史為主。

  關於東漢史的撰述。繼《東觀漢記》之後，三國至南朝，撰述後漢史即東漢史者有三國謝承《後漢書》，晉薛瑩《後漢記》、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謝沈《後漢書》、張瑩《後漢南記》、袁山松《後漢書》、袁宏《後漢紀》、張璠《後漢紀》，南朝宋劉義慶《後漢書》、范曄《後漢書》、南朝梁蕭子顯《後漢書》等12家。這些後漢史，多數已佚[65]。流傳至今的完整的後漢史，只有范曄的《後漢書》和袁宏的《後漢紀》。此外，司馬彪《續漢書》中的8篇志，因合於范曄《後漢書》，也得以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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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三國史的撰述。三國、兩晉間相關著作有14種之多。其中，最早當是三國史家所撰之本國史，其後，有晉朝史家所撰三國之各國史，而以三國為一史者，則有晉陳壽《三國志》。自《三國志》出，諸家三國史盡廢，以致散佚無存。南朝宋人裴松之兼采眾書，作《三國志注》，保存了豐富的三國史事，為世所重，流傳至今。

  關於晉史撰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所謂「一代之史，至數十家」者，以晉史撰述為最。今可考者，共有23種，出於晉人所撰12種，出於南朝宋、齊、梁三朝史家所撰11種。其中紀傳體12種，編年體11種。[66]這23種晉史存在兩個明顯的問題：一是其中有些屬於未完成稿，如謝靈運、蕭子顯、沈約、庾銑等所撰；二是其中絕大多數所記非晉代全史，或只記西晉，或僅述東晉，或兼記兩晉而又不及其終，臧榮緒《晉書》是比較完整的晉史，但又未能包含與東晉並存的十六國史。其後，唐初重修《晉書》而諸家晉史皆廢而不傳，這同它們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相關的。

  關於十六國史的撰述。《隋書·經籍志》史部「霸史」後序說：「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這裡主要就是指十六國史撰述。唐初史家從正閏觀念出發，認為十六國君主「推奉正朔」、「假名竊號」，故將其史列為「霸史」。然其餘諸語，所論還是中肯的。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仍以十六國史入「正史」，這是他的卓識。顯然，十六國史撰述，無疑當是這個歷史時期的「正史」撰述的一部分。十六國史多數是當時人及北朝人所作，少數為東晉、南朝人所撰，據清代及近人所考，凡29種[67]，多分記十六國各朝史事，通記十六國史事者以崔鴻《十六國春秋》最為知名。劉知幾評其書曰：「考核眾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為之《十六國春秋》。」[68]由此可見，《十六國春秋》是反映十六國史事的一部總結性著作。唐修《晉書》中的「載記」，頗參考其書。自宋以後，十六國諸史散失無存。清人湯球有《十六國春秋輯補》，庶可窺其一斑。

  關於南朝史的撰述。南朝宋、齊、梁、陳朝代短促，但史家修史之風盛行，除撰有相當數量的東漢史、晉史外，當代史亦頗多著述。於宋中，有宋徐爰《宋書》65卷、梁沈約《宋書》100卷等4種，為紀傳體；編年體宋史，有齊王智深《宋紀》30卷，梁裴子野《宋略》20卷等3種。於齊史，則多撰於梁朝，有蕭子顯《齊書》60卷、沈約《齊紀》20卷、江淹《齊史》13卷等4種，為紀傳體；編年體齊史，有吳均《齊春秋》30卷、王逸《齊典》5卷。於梁史，有梁謝昊《梁書》100卷、陳許亨《梁史》53卷、北周蕭欣《梁史》100卷，以上為紀傳體；編年體梁史有梁蕭韶《梁太清紀》10卷、北周劉璠、陳何之元《梁典》30卷。於陳史，有紀傳體3種，都是陳人所撰，它們是陸瓊《陳書》42卷、顧野王《陳書》3卷、傅綜《陳書》3卷。以上宋、齊史各7種，梁史5種，陳史3種，共22種。今存者，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後人稱《南齊書》）2種，其餘盡散失，有的則還可從其他文獻中略見其佚文。

  關於北朝史的撰述。北魏初年，鄧淵等受命著《國記》，得10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乃中輟。太武帝拓跋燾時，命崔浩（381—450年）等撰成《國書》30卷。後又命崔浩、高允、張偉等「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崔浩是北魏史撰述的創始人。他接受著作令史閔湛、郄標的建議，以《國書》刊石寫之，以示行路，從而因「盡述國事，備而不典」獲罪，於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受誅。「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崔浩監秘書事，故「其秘書郎吏已下盡死」[69]，「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70]。這就是後史常說的「崔浩國史案」。直至北齊天保時，魏收等撰成紀傳體《魏書》130卷，才有比較完整的北魏史問世，並流傳至今。這個時期的北朝史撰述，還有北齊崔子發撰寫的編年體《齊紀》30卷，已佚。這同當時的南朝史撰述比起來，顯得過分寥落。

  下面，依次略述幾部現存的有代表性的著作。

  關於《續漢》八志、《後漢紀》和《後漢書》。《續漢書》80篇，西晉司馬彪（？—約306年）撰，是一部「通綜上下，旁貫庶事」[71]，包括紀、志、傳的完整的東漢史。後紀、傳散亡，僅存八志，即律歷、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共30篇。其中百官、輿服二志，是《史記》、《漢書》所沒有的。它的思想特點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變化及與前史的聯繫，強調以「君威」、「臣儀」為核心的「順禮」等級秩序，推崇「務從節約」的政治作風。它把對歷史的考察和現實的需要結合起來了。而現實的需要便是「教世」。南朝梁人劉昭注范曄《後漢書》，惜其諸志未成，「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唐太宗有《詠司馬彪續漢志》詩，其中四句是：「前史殫妙詞，後昆沈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志。」[72]這都反映出後人對它的評價。《後漢紀》30卷，編年體東漢史，東晉袁宏（328—376年）撰。他讀諸家後漢書，覺其「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73]。乃仿《漢紀》而撰此書，歷時8年而成。其記事，起於「王莽篡漢」，終於魏封漢獻帝為山陽公；正式紀年，起更始元年（23年），終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袁宏用「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撰述方法，在編年紀事中順帶寫出了大量人物，以「觀其名跡，想見其人」。袁宏的撰述思想是通古今而篤名教，而名教的核心是君臣、父子關係。袁宏生活在東晉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鬥爭日益積累和發展的年代，他借撰述東漢史來闡發名教思想，是有他的一番深意的。《後漢書》90卷，含紀10卷、傳80卷，南朝宋人范曄（398—445年）撰。范曄還打算撰成志10卷，合為100卷，但未能完成。後劉昭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後漢書》，流傳至今。范曄撰《後漢書》時，至少有10種漢晉史家所著東漢史作為參考。范曄自稱，他的《後漢書》雖博贍不及班固《漢書》，但「整理未必愧也」；而其「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74]。范曄雖是據眾家後漢史撰《後漢書》，而他撰述目標卻是以「最有高名」的《漢書》為參照的。他對於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對於史事評論的精深，是《後漢書》的兩個特點。在歷史觀上，范曄繼承了司馬遷的歷史哲學。

  關於《三國志》和《三國志注》。《三國志》65卷，是唯一保存至今同時又兼記魏、蜀、吳三國史事的歷史著作。它的著者陳壽（233—297年）大致與司馬彪同時，他們是西晉最有成就的兩位史家。陳壽被時人稱為「善敘事，有良史之才」[75]。《三國志》記事，起於東漢靈帝光和末年（184年）黃巾起義，迄於西晉滅吳（280年），上限不限於三國開始的年代（220年），故與《後漢書》在內容上頗有交叉。陳壽的史才，首先是他對三國時期的歷史有一個認識上的全局考慮和編撰上的恰當處置。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國之間和戰的展開，以及蜀滅於魏、魏之為晉所取代和吳滅於晉的鬥爭結局，都在紛亂複雜中從容不迫地敘述出來。在編撰體例上，陳壽以魏主為帝紀，總攬三國全局史事；以蜀、吳二主傳名而紀實，既與全書協調，又顯示鼎立三分的政治格局。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創造。陳壽的史才，還表現在他善於通過委婉、隱晦的表述方法，寫出漢與曹氏、蜀與魏、魏與司馬氏關係中的真情。敘事簡潔，也反映了陳壽的史才。陳壽在歷史觀上顯得蒼白，他用「天祿永終，歷數在晉」[76]來說明三國的結局。後人評論《三國志》是「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77]。這裡說的「風化」，跟司馬彪強調「順禮」、袁宏提倡「名教」有相通之處。陳壽死後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於元嘉六年（429年）作成《三國志注》。裴注內容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以補其闕」，二是「以備異聞」，三是「以懲其妄」，四是「有所論辯」[78]。注文引書210種[79]，約32萬字，近於原著的36萬字，有很高的史學價值。

  關於《宋書》、《南齊書》和《魏書》。《宋書》100卷，包含紀、傳70卷，志30卷，南朝梁人沈約（441—513年）撰。《南齊書》包含紀8卷，志11卷，傳40卷，序錄1卷，已佚，今存59卷，南朝梁人蕭子顯（約489—537年）撰。它們記載了南朝宋、齊兩個皇朝的歷史。《宋書》在反映門閥風氣、南北對峙、人口遷移等時代特點方面有許多有價值的記載。它的志，上溯曹魏，補《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的不足，顯示了作者的見識。《南齊書》寫人物，做到「不著一議，而其人品自見」[80]，顯示出作者的史才。《魏書》包括紀14卷，傳96卷，志20卷，例目1卷（已佚），今存130卷，北齊魏收（506—572年）撰。它記述了中國北方鮮卑族拓跋部從四世紀後期至六世紀中期（即北魏道武帝至東魏孝靜帝）的歷史，包括拓跋部的發展興盛、統一北方、封建化和門閥化的過程，以及北魏早期與東晉的關係和北魏、東魏與南朝宋、齊、梁三朝的關係的發展。這使它在正史中具有突出的特色。從中國歷史發展來看，它不僅是西晉末年以來中國北方少數民族進程的生動記錄，而且是這個時期中國民族融合新發展的歷史總結。歷史上曾有人把《魏書》說成是「穢史」，那是沒有充分根據的。《宋書》、《南齊書》和《魏書》，在不同程度上都宣揚了神秘思想，這是它們共同的缺陷。

  這個時期，同皇朝史撰述相關聯的，還有歷朝起居注的撰寫。《隋書·經籍志》史部起居注類後序說：「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它萌發於兩漢而盛行於兩晉南北朝。《隋書·經籍志》著錄的44部起居注有41部是兩晉南北朝所出。其中《晉起居注》多達317卷（原註：梁有322卷），《後魏起居注》為336卷。由於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自是撰述皇朝史重要依據之一。儘管它們都已散佚，但它們在史學發展上的作用是應當肯定的。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撰述皇朝史的高潮，一方面表明史學在封建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學所反映出來的歷史文化傳統，即使在分裂割據時期，仍然是聯結人們思想的紐帶，不論是人們對於《史記》、《漢書》的推崇，還是對於《春秋》、《左傳》和《漢紀》的仰慕，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