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史學的發展與轉折

  一、史學多途發展的氣象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史學出現了大發展的趨勢。這個大發展的趨勢，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多途發展，後一個階段是隋唐時期史學在大發展中出現的新轉折。而史家撰寫「正史」的高潮則把這兩個階段緊緊地連接在一起。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封建王朝的迭起、對峙，以及大規模的民族遷移活動，還有門閥地主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活躍和中外交通的發展等歷史特點的影響，由于思想領域中經學發展的相對削弱和《史記》、《漢書》在傳播中不斷擴大了史學的影響，史學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出現了多途發展的氣象。它的具體表現是：撰史風氣旺盛，史家輩出，史書數量劇增、內容豐富、種類繁多。這是秦漢時期的史學不能比擬的。

  

  撰史風氣旺盛反映在許多方面。首先，從「正史」撰述來說，由於《史記》、《漢書》傳播日廣，影響日大，史家爭相仿效，累朝不絕。自西晉陳壽著《三國志》後，「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52]。其次，從「古史」撰述來說，自東漢末年荀悅撰成《漢紀》一書，「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53]，編年體史書也進一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而西晉時期《竹書紀年》的出土，更引起了轟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54]編年體史書也是一時著家蜂起。最後，從「雜史」撰述來說，雜史主要指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作者當時聞見，二是抄撮舊史。關於前者興起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至於抄撮舊史受到重視，是因「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採廣覽，以酌其要」[55]的緣故。此外，如「霸史」的撰述，是因為西晉末年以後，「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56]；如「雜傳」的撰述，是因為人們不能滿足於「正史」所記的人物，故對於「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對於「耆舊節士」、「名德先賢」的一方人物，甚至對「鬼物奇怪之事」，皆「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眾，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57]。還有制度的專史，如職官、儀注、刑法等，也都受到人們的重視而廣為撰述。東晉南北朝時，推重門閥，譜牒之書，大行於世，成為歷史撰述的一個門類，等等。所有這些，反映了撰史之風的旺盛。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史家人才輩出，紛至沓來。唐人劉知幾在論到這個時期任史職者：於曹魏、西晉舉出華嶠、陳壽、陸機、束皙；於東晉舉出王隱、虞預、干寶、孫盛；於南朝宋舉出徐爰、蘇寶生；於南朝梁、陳舉出沈約、裴子野、劉陟、謝昊、許善心；於北朝及隋舉出崔浩、高閭、魏收、柳虬、王劭、魏澹、諸葛潁、劉炫等。劉知幾還舉出三國時吳、蜀二國任史職者，以及十六國時之任史職者[58]。此外，未曾擔任史職而在歷史撰述上卻作出了成績者還有多人，其突出者如三國時有魚豢、譙周，兩晉有司馬彪、王銓、常璩、袁宏，南朝有裴松之、范曄、臧榮緒、蕭子顯、吳均、姚察，北朝有崔鴻，隋有李德林、李大師等，而其中多有名家。這些不任史職的史家的大量湧現，反映了這個時期私人撰史風氣的盛行。

  這個時期的史書內容的豐富、數量的劇增和種類的繁多，可以從《隋書·經籍志》同《漢書·藝文志》各自所著錄的史書的比較中看得十分清楚。《漢書·藝文志》以史書附於「六藝」（《易》、《書》、《詩》、《禮》、《樂》、《春秋》）的《春秋》之後，凡12種，552篇。《隋書·經籍志》分經籍為經、史、子、集四部，史書卓然自立為一部。其史部又分史書為13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共著錄史書817部，13264卷；通計亡書，合874部，16558卷[59]（清人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統計稱，「實在著錄八百三部，附著亡書六十四部，通計八百六十七部」[60]）。這些史書，絕大部分出於這一時期的史家之手，它們約占《隋書·經籍志》經、史、子、集四部書種數的五分之一弱、卷數的三分之一強。西漢時，史學附屬於經學；司馬遷倡導史學「成一家之言」，激發了更多史家的自覺的史學意識，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發展，史學真正成為「泱泱大國」了。

  史書獨立為經籍的四部之一，且又可以分為13類之多，足以表明史學多途發展的氣象。其中，「正史」撰述尤其受到重視，「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正史」在史部分類中居於首位，絕非偶然。除大量的「正史」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傳、域外史、史論、史評、史注等許多方面，都有豐富的成果，顯示了這個時期史家視野開闊、史學多途發展的盎然生機。舉例說來，地方史中，今存東晉常璩所著《華陽國志》12卷，記巴、蜀、漢中、南中一帶的歷史、地理、人物，還涉及政治、民族、風俗、物產，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地方史著作。民族史，大多包含在正史即皇朝史的民族傳專篇和地方史撰述中。域外史，正史中的民族史專篇，有的已超出了當時或今日國境的範圍，這就涉及當時或今日之域外情況的記述了。例如，《三國志·魏書》中的「倭人」傳，是關於古代日本歷史的重要資料，迄今仍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佛教的盛行和大量的中國僧人西行「求法」，促進了有關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記載。僧人法顯（約337—約422年）所寫的《佛國記》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關於中外交通的原始記錄。它記錄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的歷史、宗教，以及中國同這些國家的交通情況，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寶貴文獻。家史、譜牒和別傳，都是門閥地主的政治要求和意識形態在史學上的表現形式。家史、譜牒出自「高門華胄」[61]之家。《隋書·經籍志二》雜傳類自《李氏家傳》以下至《何氏家傳》止，著錄家史29種，多出自兩晉南北朝人之手。譜牒之盛，更為壯觀。僅南朝梁人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用的46種譜書，有43種不見於《隋書·經籍志》的著錄，可以推想譜牒之佚亡或失於著錄的數量之多。譜牒撰述之盛推動了譜學的發展。東晉賈弼之是賈氏譜學的創始人，其子賈匪之、孫賈淵「三世傳學」，撰成《姓系簿狀》，是為東晉南朝譜學之淵藪[62]。梁武帝時，又有王僧孺創王氏譜學，撰有《百家譜》30卷，又集《十八州譜》710卷[63]。諳練譜系，以為時尚。南朝宋人王弘以「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64]而名噪一時，可見譜學地位之尊。魏晉以下，「品藻人物」，提倡「名教」，講究「風化」，又推動了各種別傳的撰寫。《隋書·經籍志二》雜傳類著錄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隱、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婦等傳，都屬於「類聚區分」形式的別傳。家史、譜牒、別傳的發展，既反映了史學的時代特點，也表明史學跟社會的接觸面更為擴大了。史論、史評和史注，在這個時期也有了突出的發展。南朝梁人蕭統編纂《文選》，有「史論」專卷，說明史論大為時人所重；梁人劉勰撰《文心雕龍》一書，內有《史傳》一篇，是關於史學批評的專文。史注更是大為發展，裴駰《史記集解》、晉灼《漢書集注》、臣瓚《漢書音義》、裴松之《三國志注》、劉昭《續漢書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自注，皆史注名作。

  史學多途發展的氣象，一則向人們表明史學本身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再則也向人們表明史學同社會生活越來越具有廣泛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