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正史」的創立

  自西漢宣帝時《史記》面世後，漸次為學人所重。除元帝、成帝年間有褚少孫補寫《史記》所佚之篇外，兩漢之際，續者蜂起，補《史記》所記武帝太初以後史事者，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36]，而以班彪最有成績。班彪「家有賜書，內足於財」[37]，「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38]，撰《太史公書》「後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卒於官，他的未竟之業由其子班固所繼承。

  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後史稱他「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39]。其實，班固受家學影響最深。東漢明帝時，班固任蘭台令史，參與撰成《世祖本紀》。後來他又撰王莽末年、東漢初年史事，得列傳、載記28篇。隨後，明帝命其「終成前所著書」，他撰寫《漢書》的事業由此被朝廷認可。班固用了20餘年時間，至漢章帝建初年間，大致完成全書。其中，《天文志》及諸表由其妹班昭，以及馬融續成。

  請記住𝙗𝙖𝙣𝙭𝙞𝙖𝙗𝙖.𝙘𝙤𝙢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漢書》包括12篇紀，8篇表，10篇志，70篇傳，共100篇（後人為其作注，析為120篇）。《漢書》在編撰上有三個特點。

  第一，以西漢皇朝興衰為斷限，突出了皇朝史的特點。班固和他父親班彪，以五德終始說為依據，反覆申言「劉氏承堯之祚，……唐據火德，而漢紹之」[40]，「漢紹堯運，以建帝業」[41]。班固明確表示不贊成司馬遷《史記》對西漢歷史的寫法，認為這是把西漢史事「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而大大貶低了。因此，《漢書》的斷限「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包括西漢一代史事；認為新莽政權的出現只是「遭漢中微」的一個歷史插曲，與秦國「同歸殊途」。班固又以「書」名漢史，意在仿效《尚書》之義，希望《漢書》對於漢朝來說，也是一種「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42]的關係。這是秦漢大一統以來，皇朝意識不斷增強在歷史撰述上的突出反映。

  第二，撰述重點是漢武帝太初以後的史事。《漢書·敘傳》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從西漢建立到武帝太初年間，約百年左右，《漢書》續作了太初以後約130年史事，這是班氏父子的貢獻，尤其是班固的貢獻。班固的貢獻，還在於他對《史記》所記太初以前的史事也有補充、調整。

  第三，內容恢宏，結構嚴謹。班固說，他對高帝、惠帝、高后（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世二百三十年歷史，「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43]。這幾句話，概括了《漢書》的內容、結構和主旨。在內容上，它寫出了西漢皇朝的全部歷史，首尾完具。在結構上，它去世家，改書為志，分紀、表、志、傳四個部分。所謂「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是班固的撰述思想和要求。《漢書》斷代為史，但其紀、傳在反覆歷史聯繫上，也注意到承上啟下的任務。《高祖紀》反覆引證前人的話，用以證明「漢承堯運，德祚已盛」，說明承上之所由來。《平帝紀》後論指出，「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一方面交代了「政自莽出」，另一方面說明了王莽無法掩飾的「變異」與「民怨」，下啟光武中興之所由來。至於王莽新朝的存在，《漢書》是以《王莽傳》來反映的：它實際上是用了紀的體例，先是西漢紀年，後是新莽紀年，用以記兩漢之際的一段歷史。

  《漢書》的表和志，更能反映出它的貫通與博洽。《漢書》的表對《史記》有關漢代諸表既有繼承，也有發展。如《外戚恩澤侯表》，是與《外戚傳》相配合的，它們揭示了外戚在漢代政治生活中的非常作用。所增《百官公卿表》跟《史記》的《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職官制度與職官年表的結合，其中官制部分開後代正史百官志或職官志的先河。《漢書》還首創《古今人表》，所列人物，按時代先後和9個等級入表，上起伏羲，下至陳勝、吳廣，以接漢代人物，「總備古今之略要」，目的在於「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漢書》的10篇志包含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它們對《史記》的8篇書也有許多新的發展。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藝文諸志是《漢書》所創。《刑法志》意在說明「刑罰不可廢於國」；《五行志》以大量篇幅記載天象、吉凶，以證「天人之道」，但也記載了許多有意義的自然現象，有科學史的價值；《地理志》首次記述了大一統國家的疆域規模、地理沿革、山川形勢和人口分布，是班固的力作；《藝文志》是學術史專篇，它繼承了劉向、劉歆整理文獻的成果，記載西漢皇朝對歷史文獻的搜集、整理、校勘、研究的情況，以及漢代學者在撰述上的成就。這些，對後來紀傳體史書的撰述和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食貨、地理、溝洫、刑法、藝文5篇志，涉及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它們都貫通古今，是專史撰述的濫觴。

  《漢書》各部分內容的相互關係及邏輯結構，在更高的層次上反映了它的「上下洽通」。由於《漢書》創造了記述一代皇朝史事的歷史撰述形式，上下洽通，詳而有體。由於班固在《漢書》中所表現出來的自覺的皇朝意識和鮮明的正統思想符合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漢書》成了後來歷代正史撰述的楷模。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封建社會史學的骨幹即「正史」之規範的格局，是《漢書》創立的。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評論《漢書》說：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44]

  這是從史學發展上指出了《漢書》的影響。隋唐之際，研習《漢書》成為專門之「《漢書》學」，以至於出現學者「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45]的盛況。因此，劉知幾又從學術史上評論《漢書》的地位，他寫道：

  始自漢末，迄乎陳氏，為其註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46]

  《史記》創立了紀傳體史書體裁，這種以多種體例相綜合的史書表現形式，對於反映複雜的歷史進程來說，是一個偉大的創造，它表明中國古代史家對於整體的歷史的認識已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漢書》適應封建王朝統治的需要，借鑑《史記》的體裁而斷代為史，並在表、志方面發展了《史記》的成就，使紀傳體史書的內容和形式更加豐富起來，從而創立了皇朝史的規模和格局。《史記》和《漢書》在史學上雙峰突起，大為後人所矚目，被尊為「正史」的開山和榜樣，對於「正史」發展的巨大影響，對於中國史學發展的深遠意義，都是難以估量的。

  東漢時期，還有兩部歷史撰述是比較重要的。一部是經東漢幾代史家相繼撰述而成的《東觀漢記》，另一部是東漢末年漢獻帝命荀悅據《漢書》而撰成的《漢紀》。《東觀漢記》是最早的紀傳體東漢史，原名《漢記》，因主要撰於皇家藏書處東觀，後人稱為《東觀漢記》。此書原題劉珍等撰，它起始於明帝時班固等人作《世祖本紀》及列傳、載記28篇。其後，安帝永寧年間，劉珍等奉詔撰「中興」以下史事，自建武至永初，奠定了此書的規模；桓帝、靈帝、獻帝時，又不斷命人撰補，歷時約130年乃成。原書143卷，含紀、表、志、傳、載記5個部分，記東漢光武帝至靈帝間史事，是東漢時人所撰本朝史巨著。魏、晉年間，它與《史記》、《漢書》被稱為「三史」[47]，為時人所重。[48]《漢紀》30卷，荀悅（148—209年）撰。這是一部編年體西漢皇朝史，也是中國史學上最早的編年體皇朝史。史載：漢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49]。《漢紀》記事起於劉邦之興，迄於王莽之敗。荀悅撰此書的原則和方法是「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50]，即在體裁上改紀傳體為編年體，在內容上綜合凝練，存其大體。荀悅在把《漢書》改撰成《漢紀》的過程中，也貫穿了他自己的史學思想，他著重於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史學功能的強調。荀悅處在東漢皇朝搖搖欲墜的年代，他發出了「中興已前一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鑒矣」[51]的感嘆，說明他是一個有見識的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