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私人歷史撰述的發展

  春秋末年，孔子開創私人講學的風氣，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在這同時，孔子以魯國國史（即《魯春秋》）為基礎，參照周王朝和列國國史，撰成《春秋》一書[18]。司馬遷概括孔子作《春秋》的情況說：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19]

  司馬遷把這段話寫在《十二諸侯年表》的序文中，是要著意於突出《春秋》產生的時代條件，上承孟子說的「詩亡然後春秋作」的見解，並有所發揮。

  從司馬遷說的「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來看，周王朝及各諸侯國的國史即所謂「史記舊聞」確有相當的發展與積累，這是春秋末年至戰國時期，各種私人歷史撰述得以出現的重要原因。《春秋》以魯國紀年記春秋時期大事，上起魯隱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首尾242年，每年都有史事記載[20]。《春秋》記事，按年、時、月、日順序記載，反映出編年史的特點。這樣規範的編年體史書，在中國史學上是首次出現。

  《春秋》所記內容，主要是周王朝和各諸侯國的政治、軍事活動，以及一些自然現象，書中還涉及當時各族的關係。《春秋》在編撰體例和表述要求上的特點是「屬辭比事」[21]。屬辭，是遣詞造句，綴輯文辭；比事，是排比史事。它們都以嚴格的義例思想為指導，對後來史學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春秋》在撰述思想上的特點是尊「王道」，重「人事」。尊王道，就是遵周禮及周禮所規定的等級秩序。重人事，就是著重記載了春秋時期的政治、軍事活動及其得失成敗，既沒有《雅》、《頌》中的神靈氣氛，也沒有國史中的怪異現象，這跟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22]是互相吻合的。《春秋》是最早擺脫天與神的羈絆的史書，在歷史觀點的發展上有重要的意義。《春秋》產生於王室衰微、大國爭霸的時代，所以孟子說它所記「其事則齊桓、晉文」[23]。同時，《春秋》對於當時和後世也有很大的影響，它跟社會的關係，經孟子、司馬遷等思想家、史學家的闡發而深入人心。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24]司馬遷進一步解釋說：「《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25]在說明史學的社會教育作用方面，這些闡述在中國史學上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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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作為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它的出現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作為第一部私人歷史撰述，它的出現也是有劃時代意義的。

  以孔子作《春秋》為發端，到了戰國時期，私人歷史撰述有了很大的發展。在二百年左右的時間裡，出現了多種形式的歷史撰述：有關於春秋時期的編年體史書和文獻彙編，有關於解釋《春秋》的史書，有關於戰國時事的輯錄，還有萌芽形態的通史性質的著作。這種情況表明，史學已經度過了它產生時期的艱難歷程而開始茁壯成長起來。

  這個時期的私人歷史撰述主要有：

  ——《左傳》和《國語》。這是戰國早期的私人撰述，是《春秋》以後記述春秋時期歷史的最重要的兩部史書。《左傳》是編年體史書，採用魯國紀年，上限與《春秋》相同，下限迄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周貞定王元年，前468年）。《左傳》記事，比《春秋》詳贍，其部帙約為後者的十倍；比《國語》連貫，寫出了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爭霸、陪臣執國命的歷史趨勢。《左傳》在編年紀事的統一體例之中，有時也寫出某一事件的始末或某一人物活動的首尾，從而擴大了編年體史書的容量，是對編年體史書在歷史編纂上的發展。《左傳》在記戰爭、寫辭令方面，顯示出了很高的表述上的成就，開中國史學上敘事之美的先河。《左傳》還寫出了春秋時期民族交往和民族組合的進程，在先秦史書中也是最具有特色的。《國語》是分國記言的文獻彙編，全書21卷，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編次；自魯至越，視其與周王室關係的親疏依次排列。《國語》所記以政治言論為主，故其內容多富於政治見解和歷史見解而獨具特色。《左傳》和《國語》在歷史觀點上發展了《春秋》重視人事的進步思想，但又不像《春秋》那樣拘守於周禮，而是更表現出重視人事的發展和歷史人物對社會變動的認識。

  ——《公羊傳》和《穀梁傳》。戰國時期出現了一些解釋《春秋》的書。《公羊傳》、《穀梁傳》是流傳至今的兩種，它們在保存史料、闡發史論和宣揚大一統思想方面，各有成就。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春秋事語》，似是關於春秋歷史的一種通俗讀本。

  ——《戰國策》和《戰國縱橫家書》。《戰國策》33篇，是記戰國時事的著作，主要記載了各國辯士的活動及其策謀權變，也記載了一些軍國大事和社會情況。它在記言上的成就可與《國語》相比，它寫辭令，寫出了《左傳》、《國語》中少有的氣勢。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凡27章，其中有17章不見於《戰國策》，是司馬遷不曾讀到過的，它豐富了人們對於戰國史事的認識。這兩部書的彙編當是戰國時期較晚的事情，《戰國策》還有許多別名[26]，《戰國縱橫家書》是今人所擬之名。

  ——《竹書紀年》和《世本》。這是中國最早的兩部通史性質的著作，可以看作是通史撰述的雛形。《竹書紀年》是戰國後期魏國人撰寫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記事起自夏、商、周，迄於戰國後期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稱魏襄王為「今王」。其記事，文意近似《春秋》。此書寫至魏襄王時，即因魏襄王之死而作為隨葬品埋入墓中，至晉代武帝咸寧五年（279年）出土，埋在地下達570年之久。出土後，經束皙、荀勖、和嶠、杜預等人整理，定名為《紀年》，凡12篇。北魏酈道元注《水經》，引用《紀年》並與「竹書」相連，乃稱《竹書紀年》[27]。此書既可隨葬，可以推測它是魏國史官的私人撰述。《世本》一書，凡15篇，久佚。《漢書·藝文志》稱：「《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但從今見《世本》佚文來看，其下限已寫到戰國末年的秦王政、魏景（愍）王午、趙王遷，並稱趙王遷為「今王」，說明它大致是從傳說中的黃帝寫到當世即戰國之末的一部通史，它的作者當是趙國的史官。《世本》是早期的綜合體史書，它有「帝系」，有「本紀」，有「世家」，有「傳」，有「譜」，有「氏姓」。還有「居」，記都邑宮室；有「作」，記器物製作發明、典章制度創製。[28]可見《世本》是包含了多方面內容和多種體裁的綜合體通史著作的雛形，從其所記內容來看，它已超出了史官所撰國史的範圍，據此可以判斷，它或許是趙國史官的私人撰述。[29]

  這個時期，還出現了禮書《儀禮》和《周官禮》，它們所敘述的周代的禮制，雖未必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包含了一些後人的理想化加工的成分，但對於人們認識周代典章制度，對於後世史學的典制史的發展，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

  先秦時期，史學的產生，走過了漫長的萌芽及初期生長階段，到戰國時期各種歷史撰述的出現，表明史學已進入勃然生長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