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書、史詩和國史

  史學的產生，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人們創造出來曆法和文字，二是人們歷史意識的發展。有了曆法和文字，人們才能準確地記事，並使其得以保存和流傳。而人們歷史意識的發展（歸根到底，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才使歷史記載的不斷豐富成為可能。

  商代甲骨文是目前已經確認的中國最早的文字，它因刻於龜甲、獸骨之上而被稱為甲骨文。甲骨文記事的內容，多是殷、周奴隸主貴族貞卜的記錄，故又稱卜辭。殷代卜辭所反映的年代，自盤庚遷殷迄於殷的滅亡，所記以農事、戎事、祭祀方面的內容較多，它們作為檔案被儲存起來，具有官方文書的性質。除甲骨文外，殷朝晚期至戰國末年，還有金文的流傳。金文因是鑄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故又稱鐘鼎文；鐘鼎為貴族所用禮器，故金文又稱青銅彝銘。現存彝銘，以屬於西周時期的最為重要；所記主要內容，反映了當時王臣慶賞、貴族糾紛、財產關係等方面的情況。彝銘多存於官方，也有官方文書的性質。卜辭記事，短的只有幾個字，長的可達百餘字；金文記事，從百字上下，直至五百字之多。卜辭、金文同史學產生的關係更密切了，它們所記雖然多是當時的事情，但已包含了後來出現的歷史記載所必不可少的幾個方面，即時間、地點、人物、活動，因而可以看作歷史記載的萌芽。金文中還常有「其子子孫孫永寶用」的話，反映了一種自覺的歷史記載意識的滋生。

  本章節來源於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

  作為官書，卜辭和金文還只是初步的形式。比較發展的官書形式，是經後人匯集起來而稱為《書》、《尚書》（指今文《尚書》28篇）中的若干篇。《尚書》也是較早的文字記載，所記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尚書·商書》中的《盤庚》篇記盤庚遷殷這件大事，是寫成最早的一篇。《尚書·周書》中的周初八誥即《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反映了西周征服東土，加強對殷舊族控制的歷史過程[13]。在性質上和形式上同《尚書·周書》相近的，還有《逸周書》中的《世俘解》、《克殷解》、《商誓解》，可信為西周初年的記載。《尚書》以記言為主，多屬於殷王、周王的誥訓、誓詞；但它在表述一件事情上已顯示出略具首尾的規模，如《金縢》、《顧命》分別寫出了金縢藏書、啟書的經過和成、康交替的細節，是這個發展階段很有代表性的歷史記載。《尚書》在史學萌芽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創造性，還在於它發展了金文中的自覺的歷史意識，同時還提出了歷史鑑戒的思想。《酒誥》反覆講到「罔（無）敢湎於酒」和「荒腆於酒」，是殷代所以興、所以亡的重要原因，提出了「人無於水監（鑒），當於民監」的見解。

  卜辭、金文所記，主要是時事；但卜辭中涉及殷代許多王的名號，則已包含了對歷史的追記。《尚書》所記，主要也是時事，但它講到歷史的地方，比卜辭、金文要多一些。例如，《盤庚》篇講了遷殷以前的有關歷史，周初八誥則常常要講到殷朝敗亡的歷史。在這方面，西周出現的史詩，也表現得很突出。

  史詩，這裡主要是指《詩經》中的《大雅》。《詩經》是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詩歌總集，相傳它同《尚書》一樣，都是由孔子刪訂的。《詩經》包含風、雅、頌三部分。風，也稱國風，采自周王朝與各諸侯國，以抒情為主。雅、頌，以詠事為主，多用於周王朝的重大慶典、祭祀活動。《大雅》中的一些詩篇，反映了周部族和周王朝的一些發展階段的傳說和歷史，可以作為史詩看待。如《生民》、《公劉》、《綿》、《皇矣》和《大明》，歌詠后稷、公劉、古公亶父建立基業，王季繼續經營，直至文王、武王的武功。《下武》、《假樂》等篇，歌詠成、康以下「率由舊章」、「繩其祖武」的昇平時期。《崧高》、《江漢》等篇，是詠頌宣王的中興。《桑柔》、《召誥》等篇，是感嘆、諷刺厲王和幽王時的失政與衰敗。它們大致寫出了西周的盛衰史。作為史詩來說，它們半是詩歌，半是史篇，寫得籠統而誇張；但它們對先王的歌頌或譏刺，對史學在記人和記事方面的發展，都包含有創始的意義。《大雅·盪》中有「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的詩句，也反映出明確的歷史鑑戒思想。廣義地看，《詩經》中的其他部分，也具有史詩的價值。

  官書和史詩，標誌著史學的萌芽，但它們畢竟還不是正式的史書。西周末年和春秋時期，周王室和各諸侯國分別出現了國史，這是中國史學上最早的正式史書。

  國史，在當時統稱為「春秋」。史載，晉國韓宣子至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14]。《墨子》有關於「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15]的引證。孟子從政治形勢的變化指出了國史代替史詩的趨勢，他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16]孟子的話，事實上指出了史學萌生階段的一個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正是王室衰微、諸侯興起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一個反映。

  當時的國史，沒有一部流傳下來。根據現有相關文獻的記載推斷，國史在形式上當具備時間、地點、人物、人物活動和對這種活動的連續性記載等條件，在內容上仍是關於貴族活動的記錄。「書之竹帛」是當時的書寫方式。比之於官書和史詩，國史有幾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它記人、記事的前後連續性，這與卜辭、彝銘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標誌著按年代先後記載形式的出現。據此可知，國史當是編年記事的史書，這是同西周末年周王朝與各諸侯國開始有了準確的紀年密切相關的[17]。史學的產生，除了文字的出現和歷史意識的發展，這也是一個必要的條件。第二個特點，國史不僅記本國之事，也記諸侯會盟和他國見告之事，所記範圍比《尚書》更加開闊，反映出記事者歷史視野的擴大。第三個特點，國史的記載不像《詩經·大雅》帶有史詩那樣的籠統和誇張，也不像卜辭、金文和《尚書》那樣突出貞卜與冊祝，而著重於德刑禮義這些世俗的內容。國史的這後兩個特點，可以從《春秋》、《左傳》、《國語》等書中有關片段的記載而窺其梗概。總起來看，國史的出現，標誌著嚴格意義上的史書的誕生。春秋以前，學在官府，國史出於史官之手，也在官府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