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國以往的史學，正是中國現今史學的起點。從歷史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史學只有在批判繼承中才能創新，才能發展。在世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二十一世紀，批判地借鑑外國史學積極成果，固然是發展中國史學重要的條件；而批判地繼承中國史學的優秀遺產，更是發展當今中國史學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國史學史表明：史學的發展，一則取決於時代提供的條件，二則取決於對以往史學的批判繼承。這是一個基本規律。章學誠在論述中國歷史著作的體裁與思想的發展脈絡時指出：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10]

  這段話表明：有的史書在體裁上變化很大，而在思想上則前後相承；有的史書在體裁上前後相承，而在思想上則相去甚遠。可見在批判繼承中會有種種不同的情況出現，但批判繼承前人的成果，則是史學發展中的共同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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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學誠在論述通史撰述的發展時又說：

  ……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蕭，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11]

  這裡看得十分清楚：通史撰述出現這種「極盛」的局面，正是在繼承前人的成果上並且有所創新，才能取得的。

  毋庸置疑，中國史學在經歷了近代化趨勢和科學化道路之後，批判繼承古代史學的優秀遺產仍然是十分必要的，這是中國史學發展之連續性的體現，也是中國史學發展之民族化的要求。這就是說，在思想資料、表現形式、概念範疇等方面，以往史學的歷程，正是未來史學的基石。這就是過去的中國史學對於今日的中國史學之價值所在。

  以上這些話，或許可以說明中國史學對於世界文明和中國文明的意義，對於當代社會和當代史學的價值。

  [1] ［法］伏爾泰：《風俗論》上冊，梁守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73～75頁。

  [2]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第161頁。

  [3] 以上引文均見［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袁翰青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75、77頁。

  [4] 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358頁。

  [5] 《周易》卷八《繫辭下》，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9頁。

  [6]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頁。

  [7] 龔自珍：《龔定庵全集類編》卷五「尊史」，夏田藍編，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1年，第93頁。

  [8]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頁。

  [9]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10]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下》，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8頁。

  [11]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