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時代精神的彰顯

  這裡，我們就近百年來中國史家風采的時代精神講幾點認識，或許對於我們深入認識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有更進一步的幫助。這種時代精神集中表現在：

  ——愛國主義。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家，繼承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史學之救亡圖強的優良傳統，把愛國主義精神貫徹於史學之中。梁啓超在1902年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43]。他當時說的這番話，有理有情。在抗日戰爭處於艱苦年代的1940年，翦伯贊寫道：「中國的抗日戰爭之爆發是中國史乃至世界史發展之必然的結果，亦即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間矛盾對立發展到不能和解之必然的歸結。帝國主義之沒落與中國民族革命的因素之成熟，是歷史的辯證，中國的抗日戰爭就正是這一歷史原理之體現。」[44]這反映出了一個史學家對抗日戰爭的深刻的見解和必勝的信心。有些史家憂患於「強鄰肆虐，國亡無日」，乃注重研究邊疆史地。有的史家強調歷史文化的研究，一方面應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另一方面應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等等，都從不同方面反映出近百年來中國史學之愛國主義的時代精神。

  

  ——追求真理，關注現實。中國古代史學有求真的傳統，也有致用的傳統，二者是統一的。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繼承了這兩方面的傳統，並把它們提升到更加自覺、更加理性的高度。梁啓超關於史學同「人群進化」與「公理公例」及其作用的論述，就是這種提升之較早的反映。郭沫若一方面認為「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當以羅振玉、王國維二人的業績為「出發點」；另一方面又強調「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45]。可見他們的追求真理，一是史學上的真理，二是以史學上的真理為指導去追求現實歷史運動中的真理，即光明的歷史前途。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史學最終代表了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發展的方向。這是由於它的科學性所決定的，舉例說來，如20世紀20年代，李大釗闡述「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46]；30年代，翦伯贊論述「歷史科學的任務」、「歷史科學之史的發展」等問題[47]；50年代，胡繩著文討論「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60年代，呂振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回答「怎樣學習歷史」的問題[48]；80年代，侯外廬自序在半個世紀中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原則和方法，反映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信念和追求[49]；90年代，胡繩闡說「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50]，等等，充分地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對追求真理的堅定信念和學術風采。

  ——普及歷史知識，重視歷史教育。史學不只是史學家、史學工作者的事業，史學是全民族的事業，這是它的特點和光榮。梁啓超主張史家應有「文章修養」，撰述當講求文采，努力做到「簡潔」和「飛動」，為的是讓更多的人願意讀[51]。這裡包含著普及歷史知識、重視歷史教育的思想。20世紀30年代以來，顧頡剛、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郭沫若、吳晗、白壽彝等史家，對此多有貢獻。翦伯贊在1948年撰文指出，科學的歷史知識「取得通俗的形式」的重要意義[52]；他在60年代初所撰《內蒙訪古》一文[53]，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吳晗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成為當時史學界的一件盛事。白壽彝評價說：「把歷史知識交給更多的人，這在吳晗同志思想上是明確的。用大家容易接受的形式去傳播歷史知識，這在吳晗同志的思想上也是明確的。」「我們從這個工作上，肯定吳晗同志的成就，是不是也就是肯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地位了。」[54]毫無疑問，這是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頁。白壽彝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力倡普及歷史知識、歷史教育的最有影響的史家之一：198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論集《歷史教育和史學遺產》；1994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白壽彝史學論集》（上、下冊），其中論歷史教育的文章多達20篇，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歷史教育思想的最集中的表述。

  可以認為，在史學史上，能夠反映時代精神的史家風采，必定具有更大的學術魅力和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