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發展的啟示
2024-08-14 18:46:47
作者： 瞿林東著
認識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重在把握大勢和提出問題。把握大勢，以明了其脈絡；提出問題，以權衡其得失。這裡，就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做扼要的闡述，這也可以看作是本章的幾點結論。
第一個問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什麼？從中國史學發展總的進程來看，從史學的性質來看，可以認為，歷史觀的進步是近百年來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明乎此，乃是把握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關鍵。
近百年來中國史學在歷史觀上的進步有兩個發展階段：從古代歷史思想的積極成果，即樸素的唯物觀點和樸素的進化觀點到近代進化論，從近代進化論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前者完成於20世紀初；後者完成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並在50年代廣泛傳播，八九十年代進一步深化。近百年來中國史學上出現的歷史觀，林林總總，各騁其說，然其大勢，不出於此。那麼，為什麼說近百年來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歷史觀的進步呢？這是因為：首先，在悠久的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儘管歷史觀也在不斷進步，但如同近百年來這樣，百年左右歷史觀出現兩次根本性變革，是前所未有的。其次，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家論史學的進步，十分強調歷史觀的重要。如前所述，「新史學」的倡導者梁啓超是重視「歷史哲學」的。他認為：「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55]李大釗在1919—1920年先後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史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論文，突出地表明了他對唯物史觀的重視。郭沫若、翦伯贊等對此也多有論述。而新歷史考證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顧頡剛，在1945年論到「民國成立以來」中國史學的進步時寫道「過去人認為歷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歷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歷史的觀念」[56]。這是他對「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的評價。可見，這些不同的史學思潮和歷史觀念的史家，都強調歷史觀的重要。最後，歷史觀的進步和變革，反映了史學發展中性質的變化。誠如李大釗所說：「實在的事實是一成不變的，而歷史事實的知識則是隨時變動的；紀錄里的歷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歷史是生動的。歷史觀是史實的知識，是史實的解喻。所以歷史觀是隨時變化的，是生動無已的，是含有進步性的。」[57]這些論述，一則說明歷史觀是不斷發展的；二則說明歷史觀決定著史學的「實質」。綜上，故謂歷史觀的進步是近百年來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認識。
第二個問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什麼？一言以蔽之，近百年來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關於中國通史的研究、認識和編撰。從1901年梁啓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提出撰寫中國通史的設想，到1999年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12卷22冊，約1200萬字）全部出版，百年當中，中國史學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間，章太炎、夏曾佑、陳黻宸、王桐齡、呂思勉、鄧之誠、繆鳳林、錢穆、周谷城、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郭沫若、尚鉞、張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許多史學家，都為此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們的著作，在歷史觀、方法論和表現形式上，不盡相同，甚至多有歧異，因此在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上亦自有差別。但是，這些著作在探索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揭示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方面，的確反映了近百年來中國史家所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歷程。梁啓超認為：「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較易致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並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58]范文瀾更是深感撰寫通史的艱難，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綜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來幫助綜合性的提高，以綜合性的提高來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覆多次，庶幾寫出好的中國通史來。」[59]這些話，既說明了專史、斷代史同通史的關係，也說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同志致信白壽彝，祝賀多卷本《中國通史》出版。他在信中指出：「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財富。全黨全社會都應該重視對中國歷史的學習，特別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國歷史的基本知識，以使他們學習掌握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牢固樹立愛國主義精神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激勵他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奉獻力量。我一直強調，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注重學習中國歷史，高級幹部尤其要帶頭這樣做。領導幹部應該讀一讀中國通史。這對於大家弄清楚我國歷史的基本脈絡和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奮發圖強的精神，增強唯物史觀，豐富治國經驗，都是很有好處的。」[60]這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當前中國歷史發展的背景，闡說了中國通史的重要性。要之，從總的估量來看，近百年來中國史學在其分支學科的許多領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其中有些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然而，我們還是應該看到，中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面地闡明中國歷史的進程、特點和規律，更能揭示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及世界意義，更能增強中國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和對創造美好的歷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對於這一成就，我們應做充分的估計。
第三個問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發展中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麼？對此，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見解，這是自然的。這裡我們所要強調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不應被忽略的，即史學是文明時代的產物，而關注社會歷史的發展自亦是其本質屬性之一。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不論何種思潮，在關注社會歷史發展方面，多有相通之處。新中國成立前，反侵略、反壓迫、愛國自強，是中國史學時代精神的突出反映。新中國成立後，研究和撰寫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團結，繼承優秀歷史文化遺產，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史學家們的共同目標。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也是一條寶貴經驗。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說過：「和社會生活毫無關係的學問，簡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樂一樣，無權要求得到社會的支持。」[61]史學應關注社會生活、社會公眾、歷史前途，只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對此，我們似不應有什麼誤解和遲疑，而是增強自信，使史學事業成為關注社會的事業，同時，也使它成為社會關注的事業。
第四個問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最深刻的教訓是什麼？史學是一種事業，一種崇高而神聖的事業。當然，同任何事業一樣，它也會經受挫折，會有教訓。近百年來中國史學所走過的道路，經驗固然很多，教訓也不少。回首百年，最需要我們記取的教訓是：史學的最高品格是實事求是，忠於歷史事實。維護史學的這個品格，就是維護史學的生命和尊嚴。為此，一是不迎合、不隨風、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則。實用主義、形式主義、簡單化、絕對化，等等，曾經給近百年來中國史學帶來不少損失和危害，是應該引以為戒的。二是要善於識別打著「歷史科學」的旗幟，借用「史學」的術語而篡改歷史真相、踐踏史學尊嚴的政治騙術，如「文化大革命」期間泛濫橫流的「儒法鬥爭史」。這種以「史學」名義登場的政治，不僅對史學工作者有嚴重的欺騙性，而且極大地敗壞了史學的名聲和威信，使社會公眾對史學失去了敬意和信心。這是近百年來中國史學上最為嚴重的歷史性沉重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史學工作者應當永遠記住這個教訓，並徹底清除它在社會公眾中所造成的關於史學的誤解和陰影，恢復史學應有的尊嚴。
認清過往，是為了開闢未來；總結遺產，才能更好地創造新業績。對於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認識，必將有利於21世紀中國史學的進步，有利於中國史學帶著自身的特點、作風和氣派走向世界。
[1] 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頁。
[2]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78～279頁。
[3] 劉知幾：《史通》卷十《辨職》，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頁。
[4]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632頁。
[5] 鄧小平：《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7～228頁。
[6] 於沛：《外國史學理論的引入和迴響》，載《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張廣智：《超越時空的對話：我國新時期引進西方學術文化的若干思考》，載《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7]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頁。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頁。
[8] 白壽彝：《談史學遺產》，《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62～486頁。
[9] 梁啓超：《新史學》，夏曉虹、陸胤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91頁。顧潮等：《顧頡剛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131～132頁。李大釗：《李大釗史學論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4～247頁。
[10]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八卷本，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7年。劉大年：《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范文瀾、蔡美彪等：《中國通史》十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吳於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六卷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十二卷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四卷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11] 關於近百年來中國史學思潮的研究論著，有多種專書面世，如王學典：《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張書學：《中國現代史學思潮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侯雲灝：《20世紀中國史學思潮與變革》，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其中侯著論述比較系統。
[12]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86頁。
[13] 梁啓超：《新史學》，夏曉虹、陸胤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85～91頁。
[14]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二，光緒二十八年（1902），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39頁。
[1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8～333頁。
[16] 陳黻宸：《陳黻宸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560～575頁。
[17] 陳黻宸：《陳黻宸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190、1214頁。
[18] 陳黻宸：《陳黻宸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675頁。
[19] 陳黻宸：《陳黻宸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714～1012、1214～1215頁。
[20] 何炳松：《何炳松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51～64頁。
[21] 周谷城：《周谷城學術精華錄》，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299～302頁。
[22] 王國維：《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3頁。
[23]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頁。
[24]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頁。
[25] 胡適：《胡適文存》一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280頁。
[26] 胡適：《胡適文存》二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70頁。
[27] 胡適：《胡適文存》三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93頁。
[28] 胡適：《胡適文存》一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280頁。
[29] 胡適：《胡適文存》二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70頁。
[30] 胡適：《胡適文存》四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96頁。
[31] 陳垣：《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2頁。
[32] 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471～472頁。
[33] 趙光賢：《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134頁。
[34]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75～176頁。
[35]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上海：文風書局，1946年，第1頁。
[36]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頁。
[37] 周谷城：《周谷城學術精華錄》，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297頁。
[38] 胡繩：《胡繩全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7頁。
[39] 翦伯贊：《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3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4頁。
[40] J.勒高夫主編：《新史學》，姚蒙編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9～35頁。
[41] 黎澍：《再思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23、125頁。
[42] 白壽彝：《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載《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3期。
[43] 梁啓超：《新史學》，夏曉虹、陸胤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85頁。
[44] 翦伯贊：《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1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2頁。
[45]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頁。
[46] 李大釗：《李大釗史學論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4～150頁。
[47]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18頁。
[48] 呂振羽：《呂振羽史論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3～615頁。
[49]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頁。
[50] 胡繩：《胡繩全書》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4～255頁。
[51]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151～152頁。
[52] 翦伯贊：《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2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5～169頁。
[53] 翦伯贊：《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3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399頁。
[54] 白壽彝：《把歷史知識交給更多的人》，《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04、407～408頁。
[55] 梁啓超：《新史學》，夏曉虹、陸胤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95頁。
[56]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頁。
[57] 李大釗：《李大釗史學論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71頁。
[58]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34～35頁。
[59] 范文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77頁。
[60] 江澤民：《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給白壽彝同志的賀信》，載《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1] 《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演說集》（1949—1960），何新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