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濫觴於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釗）所著《史學要論》一書的出版為標誌。此書討論了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係、現代史學的研究及對人生態度的影響等關於史學的重大問題。此前，由於李大釗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重要影響，以及他所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史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研究歷史的任務》等文章的廣泛影響，《史學要論》的這一歷史性地位就顯得十分突出了。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迅速發展。首先是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出版，在中國開闢了人們以唯物史觀認識中國歷史的道路。其次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展開，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的發展。再次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在通史、社會史、思想史等領域，產生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儘管它們還有一些可待商榷的地方，但這一思潮的方向和氣勢無疑顯示出了中國史學的新活力。最後是1938年翦伯贊出版《歷史哲學教程》一書，對「歷史發展的合法則性」、「歷史的關聯性」、「歷史的實踐性」、「歷史的適應性」、「關於中國社會形勢發展史問題」等問題一一予以闡述。作者在全書最後寫道：「人類創造歷史，但不能完全依據主觀的意識自由地創造出來，而必須要以其主觀的意識順應著歷史的必然，即客觀的情勢，才能創造出來。所以當著今日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變革時代，我們為了改變歷史，創造歷史，爭取有利的客觀環境，加強主觀的創造作用是必要的：因而對於作為指導現實鬥爭的最高原理的歷史哲學，也就有其重要性。」[34]從《史學要論》到《歷史哲學教程》，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在理論形態上的重要發展。侯外廬在1946年指出：「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於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了。」[35]這一段話，大致概括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的發展。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成為中國史學思潮的主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其發展變化出現了新的態勢。一方面是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對歷史發展認識的理論和方法；另一方面是史學界通過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辯難，唯物史觀同中國歷史結合的程度更加緊密了。由於這兩個方面的原因，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自主性意識進一步提高。我們應當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各種史學思潮都有其自身的特點，但相互間也並不是沒有任何聯繫的。郭沫若在1929年寫道：「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不以羅（振玉）、王（國維）二家之業績為其出發點了。」[36]可見馬克思主義史學同新歷史考證學之間是有聯繫的。周谷城在1944年講到「創造中的新史學」時，一方面指出：「整理史料，乃創造新史學所不可忽視的基本工夫。直至最近，又有疑古辨偽之風，此殆可視為乾嘉以來考證風氣的繼續。」一方面又指出：「在疑古辨偽與考古求真的過程中，純粹史學或史學方法論，亦有作者，如梁任公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等是也。」[37]這是把疑古辨偽、考古求真同「新史學」聯繫在了一起。但是，各種史學之間，畢竟又有很大的不同，以致有根本性質的區別。因此，當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逐步深入探討時，這種不同和區別就更加凸顯出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自主性意識也就隨之而增強。1956年，胡繩在《歷史研究》上發表長篇論文《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論現代中國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歷史學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觀念》，對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做了分析。作者在此文的最後寫道：「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使歷史研究真正成為科學，就因為它是徹底消除在歷史研究中的主觀性和片面性的理論。但是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保障人們無病無災的靈符，而是引導人們克服各種困難而正確地前進的指針」；「如果我們『掉以輕心』，也同樣會失足落到主觀性和片面性的陷阱中去」[38]。我們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見識和睿智，他所擔心的人們「掉以輕心」的事，果然被他言中了。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至60年代中期，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居於主流位置的條件下，逐步滋生起來對馬克思主義做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理解和運用的錯誤傾向，同當時政治上的「左」的傾向相結合，形成史學發展中的一種違背歷史主義原則的史學思潮。這一思潮的影響幾乎涉及歷史研究的各個領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作用：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被片面地加以解釋；二是歷史研究的實事求是原則受到嚴重挑戰；三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科學性、權威性被嚴重損害。1962年，翦伯贊發表《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一文，強調「歷史主義是重要的」，「必須把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結合起來」[39]，並對此做了精闢的分析。可惜的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此文沒有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

  十年「文化大革命」，無史學可言。「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三十多年來，中國歷史步入新的時期，中國史學也得以走上健康發展的大道。歷史發展的生機給史學發展帶來了活力，中國史學在思想領域呈現出空前活躍的局面。從史學的演變來看，這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新歷史考證學。它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歷過一段萎縮之後，此時更加豐富了自身的內涵並在許多研究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此點已如前述。

  ——「當代新史學。」從80年代初開始，西方史學論著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來，而關於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論著在中國歷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尤其對青年史學工作者有較大的吸引力。1989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姚蒙編譯的《新史學》一書，此書收入了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等人發表於20世紀70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論著。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史學界中一種研究取向。此書書名為《新史學》，書中所收入的最重要的一篇論文是勒高夫的《新史學》，我們姑且把這一研究取向稱為「當代新史學」，以區別於20世紀初年興起的「新史學」思潮。勒高夫等人的《新史學》有這些特點：一是不贊成傳統的「政治史」的研究，而主張研究經濟史、社會史、文明史；二是提倡「長時段」研究以及「心態史學」、「計量史學」等[40]。這些特點在當代新史學思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這一思潮影響下的研究前景，尚有待於成果的積累和理論的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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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史學。經過撥亂反正，糾正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和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史學走上健康發展的大道，馬克思主義史學仍然居於主流地位。從史學演變的深層來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反思的任務和進取的任務都是十分艱巨的。黎澍在評論1979年的中國歷史學時指出：「一九七九年歷史學界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個最重要的收穫，就是擺脫了現代迷信、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精神枷鎖，逐步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他又指出：「一九七九年，歷史學界還有一個重要收穫，就是開始拋棄過去那種簡單化、絕對化的形上學的方法，使實事求是的學風逐漸得到發揚。」[41]其間，關於歷史發展動力問題、歷史創造者問題、史學理論研究對象問題、其他一些歷史理論問題的討論，既是這一史學主流演進的標誌，又推動著這一史學主流的發展。同年，白壽彝發表《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一文，強調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新的創造，他指出：「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們的工作，得出新的結論，就是發展。要求理論上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不要求發展，停滯不前，讓理論僵化，那不是馬克思主義。」[42]197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正是以這一主旨來指導歷史研究的。唯其如此，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不斷有鴻篇巨製問世，展現出中國史學的光輝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