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歷史考證學思潮

  這裡說的新歷史考證學，是相對於中國古代的歷史考證學而言的。中國古代的歷史考證學在清朝的乾嘉時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世所共知。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考證學在繼承、發揚乾嘉考證史學派之「實事求是」原則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故謂之新歷史考證學。新歷史考證學的出現，有兩個關鍵：一是新材料的發現，二是「二重證據法」的採用。王國維正是新歷史考證學的開山。1925年，他在《古史新證》總論中寫道關於中國古史，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自孔、孟、司馬遷以下已注意此事，但都難得到「充分之處理」。「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22]他講「古史新證」時，所舉「地下之新材料」指甲骨文字和金文，而他的《觀堂集林》則還涉及漢、唐歷史和簡牘與寫本的利用。可見，新歷史考證學不僅發展了傳統的歷史考證學，而且也顯示出跟「新史學」思潮的不同特點。

  1934年，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總結了王國維治學的思想和方法：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是取少數民族之故書與中原王朝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陳寅恪認為：「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23]這個評價，不僅擴大了「二重證據法」的內涵，而且把它視為具有開「風氣」和示「軌則」的普遍意義。陳氏本人也是新歷史考證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這些話，對於推動這種「風氣」、實踐這一「軌則」，起了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治史，其方法亦大較同此。其不同於王國維者，是他更注重於史事、制度的淵源流變。如他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即是「綜合舊籍所載及新出遺文之有關隋唐兩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論其源流，成此一書」，以補「吾國史學之缺憾」[24]。他以詩文證史，如所著《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也是這方面的開創性傑作。

  作為新歷史考證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適，同王國維、陳寅恪比較起來，他更多的是關於考證學的方法論的論述。他撰《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認為「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他又說：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總括起來，只有兩點。一，大膽的假設，二，小心的求證。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25]。他撰寫《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就顧頡剛、劉藜等人的古史辯難發表見解，認為：「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26]他還撰寫了《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認為：「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絕大的不同。」[27]胡適所講的這些見解，中心是考證。他在這方面的言論很多，其特點是反覆申說「科學方法」[28]，故對新歷史考證學思潮的發展影響甚大。

  顧頡剛和陳垣也是新歷史考證學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論點、方法、著述，是新歷史考證學思潮的強有力的表現。顧頡剛最有代表性的論點和方法，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以及他對古史傳說的演變的探索、對古代的民族和地域的探索、對古書的著作時代的考訂。由此而引發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史學界關於古史的討論，成為新歷史考證學思潮發展中的一個高峰。胡適稱這個討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29]。這在當時來說是有一定道理的。陳垣以其廣泛的研究領域、嚴謹的考證和縝密的類例方法，把傳統的歷史文獻學推進到了新的階段。他在校勘學、目錄學、年代學、避諱學、史源學以及宗教史等方面的豐碩成果，拓寬了新歷史考證學的研究領域，也使新歷史考證學的基礎更加堅實。例如，他的《元典章校補釋例》，被胡適譽為「中國校勘學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論」[30]。從思潮的發展來看，陳垣在兩個方面的見解是值得重視的。第一，陳垣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提出了「中國史料的整理」的系統的主張，從八個方面論述了「史籍的整理」和「檔案的整理」[31]。第二，陳垣認為，對傳統的考據學是不能完全否定的，他指出：「舊考據有不科學的，但也有科學的，不能一筆抹煞」；「前人的考據有不科學的，也只能說某人某文或某書的考據方法不是科學方法，不能說舊考據不是科學方法」[32]。他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這個看法，反映了他在學術上的勇氣。

  以上這些反映新歷史考證學思潮的代表人物，都是重材料、重考證、重方法的，並各有其獨特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新歷史考證學雖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沒有明顯的發展，而在八九十年代卻突飛猛進，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如甲骨學、敦煌學、吐魯番文書學、簡帛學等，以及近年實施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等。王國維當年概括的「二重證據法」，已經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很大的發展。1988年，趙光賢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書中討論了「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研究歷史」、「論史料」、「論考證」等問題。作者指出：「前輩史家雖然做過很多考證工作，也寫了不少書，但對考證方法卻沒有很好地總結過。……因此，有必要對考證方法作一番科學的歸納和總結。」[33]作者結合古今實例，從八個方面對考證方法做了分析。以上這些事實給人們一個啟示，對近百年來歷史考證學思潮及其成就，確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近年，有陳其泰主編的《20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研究》一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反映了這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