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史學思潮及其影響

  一、「新史學」思潮

  史學思潮是史學發展過程中在思想領域最活躍的表現，它最能反映史學發展的方向和趨勢。

  

  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前四五十年思潮迭起，或接踵而興，或齊流並進，推動著史學的發展；後五六十年則思潮時隱時現，似無卻有，影響著史學的發展。[11]

  概括說來，前四五十年的中國史學有三大思潮：「新史學」思潮、新歷史考證學思潮、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

  「新史學」思潮發端於20世紀初，在20世紀初的前三四十年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金毓黻在40年代就指出：「倡言新史學之建設，始於梁啓超，而何炳松尤屢言之而不厭。」[12]這確是指出了「新史學」思潮的主要趨勢。1901年和1902年，梁啓超先後在《清議報》、《新民叢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二文，倡言「史界革命」，是為「新史學」思潮的濫觴。梁啓超「新史學」的主要論點是：提出「史學之界說」，認為「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強調歷史哲學的重要，認為「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出焉」；重視史學的社會作用，認為史學家的責任是「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此外，則關注「史學與他學之關係」，論述了作為近代學科的史學同諸多學科的關聯。總的來看，這是以西方進化論為指導，對史學的範圍、對象、作用做的新解釋。與此相關的，是對「舊史」的批判，認為「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二病」，故史學必須變革[13]。梁啓超的「新史學」主張，在「新」的見解上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認識，在對「舊史」的批判上一則有振聾發聵的積極作用，一則又有過多否定的消極影響；他對於「新史之編纂」提出了一些設想，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是有不少啟迪的。梁啓超的《中國史敘論》發表後，章太炎曾致書梁氏，探討撰寫新的中國通史的問題，認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14]他在《訄書》重訂本中的《哀清史》一文之後，附有《中國通史略例》和《中國通史目錄》[15]，表明他有意於中國通史的撰述。夏曾佑於1904—1906年出版《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此書以進化論為指導，以章節體為形式，與「舊史」迥異。又有陳黻宸於1902年在《新世界學報》第2期上發表的《獨史》一文，再三慨嘆「中國之無史」，而盛讚「東西鄰之史，於民事獨詳」，強調「史家有公理」的重要[16]。他自1903年後任京師大學堂教習，以史學及諸子哲學的講授而著稱[17]。他在《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的第一篇《讀史總論》中指出：「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史學者，凡事凡理之所從出也。」[18]他還在1913年著成《中國通史》20卷，自春秋迄清亡，雖以朝代標目，但新見頗多[19]。以上章、夏、陳等人的史學思想和歷史撰述，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梁啓超《新史學》的影響，是「新史學」思潮的反映。

  以梁啓超《新史學》為發端的「新史學」思潮，是在西方史學影響下，結合反思和變革中國史學的意向而形成的。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又有以直接介紹西方「新史學」為主而匯入「新史學」思潮的，從而擴大了這一思潮的聲勢和影響。1922年，何炳松在《史地叢刊》第2卷第1期上發表《新史學導言》，介紹美國學者魯賓遜所著《新史學》一書。何文寫道：「《新史學》這部書，為博士最近名著之一，自從一九一五年（按：當為1911年——引者）出版以來，風行一世。」[20]他以很長的篇幅介紹了《新史學》各章的主要內容。魯賓遜的《新史學》中譯本在1922年出版後，在中國史學界風行一時，為許多學人所引用，對二三十年代中國史學面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待至20世紀40年代，又有把「新史學」的建設同史學作為「純粹科學」結合起來的討論。1944年，周谷城發表《中國史學之進化》一文，指出：「今日正在創造中的新史學，果將如何始可成為純粹科學？」其答案是：「一曰確認史學的對象」，「二曰穩定史學的地位」，「三曰改進史學的方法。」[21]文中提出了與梁啓超不盡相同的一些認識，認為史學同其他學科以致同自然科學一樣，可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科學。

  由上可以看出：一則是「新史學」思潮的影響甚大，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反映了中國史學家求「新」的精神；二則是關於「新史學」的理解或解讀，幾十年中難得有比較明確的共識，人們往往從自己的認識去說明它。儘管如此，「新史學」思潮對於突破中國古代史學的格局，是有重大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