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幾個基本規律

  從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和整體面貌來看，我們還可以嘗試著探索其中存在的一些規律。

  第一，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具有突出的時代精神和現實借鑑意義。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基本特點或規律，而在近百年來的史學發展中顯得尤為突出和鮮明。在這方面，不論是「新史學」的倡導者，還是新歷史考證學派的名家，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先驅及其繼承者們，都有許多共同之處。從梁啓超在《新史學》中說的「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到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邊疆》周刊，撰寫《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宏文，以及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闡述「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等，可以證明，不論屬於何種史學思潮，其主要傾向都是明確地宣稱史學應當關注社會[9]。要之，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既是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發展的產物，又反轉過來作用於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發展。這是一個基本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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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發展的另一個規律，是民族特色的突出表現。這種民族特色的表現首先反映在歷史研究的內容上。中國是「史學大國」，史學悠久，史籍豐富，需要研究的問題非常之多：關於先秦歷史、文化、思想的研究，有幾代史學家為之做出貢獻；關於中國封建社會諸問題的研究，吸引了眾多的史學工作者為之傾注心血；關於近代中國的研究，是近三十年來備受史學工作者關注的領域；民族史與民族關係史、地方史志、中外關係史研究等，使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在研究中華文明的發展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顯示出鮮明的民族特色。民族特色還反映在歷史意識和史學觀念方面。中華民族有重視治史的優良傳統，這在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發展上得到進一步的發揚：運用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撰寫通史、斷代史（或朝代史）、專史等著作，層出不窮；對傳世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斐然；關於清史、中華民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和撰寫，也都取得了重要進展。其他方面，不勝枚舉。在史學觀念方面，求真精神、信史原則、史家修養以及重視文字表述之美等方面的優良傳統，都得到了理論上的闡述和實踐上的發揚。民族特色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反映在史書的表現形式方面。中國古代史書體裁豐富，形式多樣，可以容納不同的歷史內容和不同層次與風格的歷史知識，這種歷史知識、歷史經驗、歷史智慧的多種傳播形式，不僅活躍了史書的外部形態，而且擴大了史學同社會的聯繫。近百年來，歷史著作大多採用章節體形式，這是古代史學轉向近代史學的標誌之一，有其合理性與積極性。但是，中國古代史學在表現形態上的多樣性，仍具有存在的意義與生長的生命力。在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上，編年體史書和各種年表的撰寫與製作，從未間斷過，並有不少新的創造。近三十年來，在紀事本末體史書、學案體史書、典制體史書的撰寫方面，也各有新作。羅爾綱所著《太平天國史》和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在創造性運用傳統的綜合體即紀傳體史書體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充分顯示了中國史書在表現形態上的民族風格及其優長之處，為同行與公眾所稱許。在這方面，中國史學的發展具有廣闊的前景。

  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還有一個重要的規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發展中經受了曲折和考驗，證明它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它的發展道路是極不平坦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入中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都表示歡迎的，因此它在中國史學領域經歷了艱難的生長、發展過程。同時，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人，也不是立即就能正確地理解和運用它，因此它在中國史學領域真正成為人們能夠正確運用的科學的歷史觀，也經歷了長期發展的過程。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成了中國史學發展主流時，它的得失就牽動著中國史學的全局和命運。回首既往，有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左」的思潮的影響，有「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嚴重挫折和考驗，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撥亂反正，還有對三四十年代的科學的總結。應當承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發展過程中是既有成績又有教訓的。但是，唯物史觀作為科學的歷史觀，在八十多年中同中國史學相結合，並且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主流，這個事實本身已充分表明它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來，在經過撥亂反正之後，中國史學家們在運用唯物史觀指導研究歷史方面，變得更有信心、更加成熟。近年出版的一些鴻篇巨製，如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劉大年的《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范文瀾、蔡美彪等的《中國通史》，吳於廑、齊世榮主編的《世界史》，王鍾翰主編的《中國民族史》，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金沖及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等，顯示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勃勃生機。[10]

  在大致認識了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發展的趨勢和規律之後，我們再來探討對於其他一些問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