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發展趨勢和基本規律

  一、主要發展趨勢

  關於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和基本規律的認識，目前尚處在探討階段，對於它們的認識也將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這裡提出來的一些看法，無疑是帶有探索的性質。

  趨勢，是指事物發展的大勢和動向。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概括：一是走向近代和科學化逐步深入的趨勢；二是社會化和大眾化逐步擴大的趨勢；三是逐步自覺面向世界的趨勢。

  中國史學自19世紀中期以後，開始了由古代史學走向近代史學的重大轉折過程。這個過程在19世紀後半期的主要標誌是：史學家們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加強了對邊疆史地的研究和對外國史地的研究，救亡圖強和「睜眼看世界」成為當時站在歷史潮流前頭的史學家們的治史宗旨。在社會歷史觀念上開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疆域意識都逐步從傳統的皇朝觀念、「華夷」觀念等蛻變出來，而顯示出比較鮮明的近代意識與世界意識。中國史學之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固然還未能脫離對於漢唐盛世和康乾盛世的追懷，但史學家們思考更多的已是西方技術與制度和日本社會改革所取得的進步。在歷史觀上，傳統的樸素歷史進化觀點，開始同西方近代進化論相結合，逐漸形成新的歷史進化觀。張穆、姚瑩、何秋濤、魏源、梁廷枏、徐繼畲、黃遵憲、王韜、夏燮等人的著作，從不同方面反映出上述特點。

  

  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走向近代的趨勢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步深化的。其深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梁啓超提出「新史學」的理論體系，使中國史學走向近代的進程大大加快。這個理論體系是以西方近代進化論為核心，而在研究方法上則注重對於史料的整理、鑑別和對於專史的研究，關於近代學科分類的觀念日漸清晰。歷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進一步擺脫了傳統經學的影響，開始建立起自身的學科體系。「新史學」所力倡的這些理論和方法，一方面區別於以前的中國史學，一方面對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有的為新歷史考證學派所推崇和吸收，有的也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所肯定和發展。它們之間有明顯的區別，甚至本質上的區別，但它們之間又不是完全沒有任何聯繫的。

  以王國維為開山的20世紀新歷史考證學派，不僅在歷史考證和文獻考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運用傳世的文獻資料和最新出土的考古資料相互印證方面，開拓了古史研究的新領域和新方法。如果說，「新史學」主要是從歷史觀念上突破古代史學窠臼的話，那麼新歷史考證學則主要在科學方法上創造了自身的輝煌。「新史學」的倡導湧現出了衝鋒陷陣的勇士，而新歷史考證學派則造就一批嚴謹求真的名家。他們活躍於20世紀前期的中國史壇，推動並深化了中國史學走向近代的程度。

  「五四」前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一些中國學人所理解、接受。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釗）《史學要論》的出版為標誌，中國史學出現了最早的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史學理論著作。20世紀20年代末，郭沫若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寫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並在1930年正式出版，震動了中國歷史學界。從此以後，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家活躍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們的著作，代表著一個新的史學發展方向，即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去認識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並據此來認識中國社會歷史的進程和當時的中國社會性質，等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和發展，從根本上即從歷史觀和方法論上，推動了中國史學走向科學化的道路。在這一點上，李大釗有非常明確的闡述。他撰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史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今與古》、《史學要論》等論著，用全新的觀點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歷史和史學做了精闢闡述。這些闡述，一方面賦予中國史學遺產中所包含的關於歷史之樸素的進化觀點和辯證觀點以合理的說明；一方面又把近代進化論推進到辯證的發展觀，從而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及其運動規律做出了科學的論斷。可以肯定地認為，正是因為有了唯物史觀，才真正開闢了人們科學地認識社會歷史的道路；換言之，歷史學也得以真正走上科學化的道路。當然，歷史學的科學化道路並不是平坦和筆直的。在這條道路上，需要有一批史學家付出艱辛勞動，直至生命終結；在這條道路上，史學家也走過一些彎路，經歷過異常嚴峻的考驗，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出現過不少失誤。儘管如此，正確的方向已經確立，科學的道路已經開闢，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繼續前進，中國歷史學的前景定是廣闊和充滿生機的，這已為近三十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所證明。

  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反映出了更加明顯的社會化和大眾化趨勢。這一趨勢是同近百年來中國近代教育、新聞、出版等事業的發展密切相關的，特別是同新中國成立後文化、教育、學術事業的發展密切相關。高等學校中歷史學系的設立，中小學歷史課程的設置，有關歷史學的學術刊物的創辦和報紙上有關歷史與史學欄目的開闢等，為史學的社會化趨勢創造了很好的條件。近百年來，有一些有遠見的歷史學家，一方面關注歷史研究的深入和創新，一方面也關注歷史知識的普及，並為此做出不懈努力。在這方面，吳晗是一位備受人們推崇的有成就的史學家。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和《外國歷史小叢書》，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近三十年來，中國史學在社會化和大眾化方面邁出了更大的步伐，人們對歷史知識、歷史經驗、歷史智慧的重視，具有空前的廣泛性，適應社會各種層次之要求的歷史讀物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種內容的博物館、紀念館的建立等，說明歷史學已成為人們工作、學習、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這種局面，是20世紀以前所無法比擬的。當然，在史學更加社會化和大眾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庸俗化的傾向，即獵奇和媚俗的傾向，致使歷史知識過分娛樂化、商業化而失去它本身的尊嚴，淡化了人們對歷史應有的敬意，這是不可取的，是應當加以抵制的。

  近百年來的中國史學發展還有一個明顯趨勢，就是走向世界。較之於前兩個趨勢，這一趨勢顯得遲滯得多，其勢頭也顯得微弱。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近百年來的中外史學交流中，外國史學輸入中國，有過幾次浪潮，對此，近年已有專文討論[6]。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交流」，主要是「引入」、「引進」，中國史學走向世界是很不夠的。從歷史條件來看，這種情況的出現並非偶然。第一，在近代科學技術、學術文化的發展水平上，西方已走在世界前列。自19世紀中葉中國人「睜眼看世界」以來，引進西學的潮流不斷發展，史學亦是如此，這是符合歷史運動規律的。第二，這種潮流的合理與強大，勢必掩蓋了事物發展中的另一種必要性和合理性，即不曾認真總結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並加以發揚光大，積極地把它們傳播到世界其他國家。儘管毛澤東在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再強調總結歷史遺產的極端重要性[7]，儘管一些有遠見的學者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做了不少積極的努力[8]，但從史學遺產來看，真正受到人們的重視，還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趨勢自然受到很大局限。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歷史學界，那種把中國史學推向世界的自覺意識確實還有待於進一步提高。近三十年來，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此種局面已有了明顯改變。中國史學家代表團已多次出席國際史學會代表大會，中國史學家出國考察、訪問、研究、講學也越來越廣泛，中國史學家的論著通過各種渠道向世界各國傳播等，表明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勢頭正在日益加強。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這本不到30萬字的「普通歷史讀物」，本意是為外國讀者撰寫的。自1980年以來，它已出版了英、日、德、法等七八種外文本；而其中文本則已印刷了30多次，累計印數超過一百萬冊。但像這樣「走向世界」的歷史著作，畢竟不多見。時下，出版界都有「精品」意識，是否可以考慮讓一些真正的歷史著作精品有更多的渠道走向世界，其中包括前人的優秀遺產和今人的傑出論著。這是需要中國史學界和出版界共同努力、攜手合作才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