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以外的世界和世界範圍內的中國

  中國史學上也有豐富的關於域外情況的記載，這些記載對於認識中外關係史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記載甚至成為現今有關國家研究其本國史的珍貴的文獻，這是中國史學對世界史學的貢獻之一。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史家為救亡圖強的憂患意識、愛國熱情所激發，開始自覺地以新的視角觀察中國以外的世界，同時又從世界範圍和中外關係來觀察中國，從而逐步培育起一種新的近代意義上的世界意識和世界觀念。

  在這方面，林則徐是前驅，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愛國精神和世界意識影響了那個時代的一批人。林則徐曾有「青史憑誰定是非」的詰問，這一詰問已由他的後繼者們魏源、姚瑩、黃遵憲等人的事業和清代後期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從正反兩個方面做出了回答。從《四洲志》到《海國圖志》是一個飛躍，這是中國史家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撰寫成世界歷史地理著作。中國人藉助這部著作的影響，在困惑中開始走向世界。從《海國圖志》到《法國志略》、《日本國志》又是一個飛躍，這是中國史家第一次完整地分別撰寫出東、西方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現狀，並由此通過比較而初步認識到中國落後了。王韜對「中原大地」的關注，黃遵憲的中國士大夫不了解外國事務的感嘆和憂慮，正表明中國一些史家對世界已有了較深刻的認識。這是中國史學前所未有的進步。

  近代意義上的世界意識的特點，不僅僅是要了解外國、認識世界，而且要從世界範圍來認識中國，確定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尤其是要從中外關係上來分析重大的歷史事件。在這方面，夏燮的《中西紀事》為這時期的史學貢獻出了豐富的思想資料。可以這樣說，夏燮史學近代意識的突出之點即是近代的世界意識。

  同樣是記載鴉片戰爭的歷史，夏燮為自己的著作所取的名稱叫作《中西紀事》，其特點極為突出，顯示出恢廓的視野。具體說來，夏燮是從中西關係這一大背景下來認識和撰述鴉片戰爭這段歷史的。可以說，在鴉片戰爭史的撰述上，夏燮是獨具特色的。

  其一，把鴉片戰爭放到中西關係中來考察。夏燮認為：「猾夏起於通番，漏卮原於互市，邊釁之生由枿於此。」[53]故《中西紀事》開篇即記「通番之始」。此篇詳敘歐羅巴洲及其主要國家之東來的始末，文中屢屢提到《海國圖志》、《瀛環志略》，說明夏燮是深受它們的影響的，但夏燮卻是運用它們的某些材料來揭示鴉片戰爭的世界歷史背景。

  

  其二，從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傳教和對中國的通商，揭示了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的必然性。夏燮以豐富的史實揭露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妄行傳教」的活動，以至於傳教士「皆與大吏分庭抗禮」[54]。而在通商活動中，西方國家亦往往提出非分之要求，以至於動輒「連兵」入侵，以武力相威脅，以達到它們的通商中所不能達到的目的。儘管夏燮還不可能認識到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野蠻掠奪的強盜行徑，但他客觀上已從世界範圍內揭露出這種野蠻掠奪的事實。從這一基本認識出發，夏燮駁斥了所謂「中西之釁，自燒煙啟之」的論調，指出：「今載考前後，乃知釁端之原於互市，而非起於鴉片也。夫互市者，實中西交爭之利，而關胥牙儈必欲專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貽中國，而陰收其利。」從「互市」即通商來揭示「中西之釁」即鴉片戰爭的深層原因，確是夏燮的卓見。「外洋」為了逐利而採用非法手段也是勢在必然。正如他在另一處所說：「即使鴉片不入中國，亦未能保外洋之終於安靖而隱忍也。且鴉片之來，亦為貨物之虧折起見耳。貨物不得其利，乃思取違禁之物以補償之。」[55]夏燮一方面看到「外洋」之來中國通商，絕不會安分的，目的是為了「利」，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他認為「外洋」以走私鴉片求得「補償」似是不得已而為之，這就不對了。英國鴉片貿易史的本質，是不擇手段地對印度、中國等亞洲國家進行掠奪；「補償」一說，不免失於幼稚。這裡所要肯定的，是夏燮從中西通商、「夷人唯利是趨」的世界眼光來闡明鴉片戰爭爆發的必然性，顯示出他對「外洋」的深刻認識。

  其三，注意到從複雜的國際關係來分析列強對中國侵略的一致性。夏燮在《四國合縱》篇中，先是一一闡述了「英法和戰之始末」、「英彌（美）和戰之始末」、「英俄交惡及中西構釁之始末」，繼而闡述英、法、彌（美）、俄「四國聯盟而合縱稱兵」一齊侵略中國，以武力攫取種種特權，直至咸豐十年（1860）英軍「入寇京師」而「上狩灤陽」。篇中夏燮對英、法、美、俄四國的侵略野心頗有揭露和抨擊，尤其對俄國強迫清廷割讓大片領土表示極大憤慨，顯示了一個愛國史家的明確立場。他還引用《西人月報》的評論，指出：「中西相持，俄人又將從中窺釁，以收漁人田父之利。此不可不慮者也。」[56]不幸的是恰被他言中了。

  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國際關係還比較簡單的話，那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國際關係就變得更加複雜、多變和險惡了。這是《中西紀事》給予後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夏燮正是以一種在當時是至為難得的世界意識，把兩次鴉片戰爭置於中西關係的總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和敘述，指出鴉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從深層次上揭示了「外洋」之「唯利是趨」的侵略本質。夏燮史學之世界意識的價值即在於此。

  夏燮同姚瑩比起來，他沒有直接參與抗擊列強入侵的鬥爭，也缺少同主戰派人物的交往，故對林則徐銷煙抗敵的氣概，對魏源師夷制夷的戰略，於書中缺乏足夠的評論，甚至還有誤解之處。當然，此是枝節，不必苛求。

  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從姚瑩到黃遵憲，中國史家所孜孜以求的，不論是在民族、疆域、國家方面提出的新認識，還是在中國與世界之關係方面提出的新認識，都是中國史學上的重大進步。這些進步表明，在歷史觀念上，中國史學因有近代意識和世界意識的滋生而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同時，這些進步還表明，這時期的史學家們大多意在留心世務、關注國運，是一些勇敢地站在歷史潮流前頭的人。他們批評那些「坐井觀天」、「暗昧無知」，「好談古義，足以自封」的士大夫，在「夷務紛紜」的年代「茫昧自安」，必將「誤天下國家」，顯示出了「良史之憂」的深刻見解。

  從中國史家的近代意識和世界意識中可以看出，中國史學的近代化趨勢愈來愈強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