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疆域·國家

  鴉片戰爭後，中國史家之近代意義上民族觀念、疆域觀念、國家觀念的產生和發展，成為清代後期史學上近代意識的集中反映。

  中國史學上關於民族方面的記載很豐富，但大多是有關統一國家範圍之內的各民族狀況及各民族關係，漢代的「大一統」觀念和唐代的「天下一家」觀念，是人們認識民族和民族關係的主要的指導思想。所謂「華夷之辨」，大體上都是在這個範圍內展開的討論。政治家如唐太宗所說的「中華」、「夷狄」，史學家如杜佑所說的「中華」、「夷狄」，都屬於這種性質。鴉片戰爭以後，歷史上的所謂「華夷之辨」已不是人們反覆討論的問題，中國同「外夷」的關係則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清代後期的史家之思想與撰述，深刻地反映出了這一重大變化。

  從姚瑩的經歷和論述來看，他說的「外夷桀驁」、「俾吾中國」、「中國輿地」、「皆我版圖」、「疆域要隘」等表明：「外夷」是確指外國侵略者或泛指外國；「中國」是確指包括台灣、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在內的中國。這是中國史家在民族觀念上的一大變化。至於「輿地」、「版圖」、「疆域」等，則是同上述關於民族的新認識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疆域觀念。建立在這樣的民族觀念、疆域觀念基礎上之「中國」的國家觀，雖同「大清朝」相聯繫，但已包含了新的因素。因此，這一時期的史家稱「夷狄」，論疆域，大多也具有這樣的性質。如《蒙古遊牧記》意在「明邊防」，祁寯藻在此書序中說其所敘「方域」之面對「皆天下精兵外」，都寓有深意。《朔方備乘》強調「邊防之事，有備無患」，此乃「國家根本」。這裡，是把「方域」（疆域）、邊防、國家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來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