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黃遵憲的《日本國志》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廣東嘉應州（今廣東梅州市）人。黃遵憲在光緒二年（1876）鄉試中舉，此後的20年中，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說是同光緒朝的歷史同起同落。光緒三年（1877），黃遵憲作為中國駐日本使館參贊東渡日本，居留近5年。頭兩年中，所見所聞，寄以詩篇，名《日本雜事詩》。這兩年中，他「稍稍習其文，讀其書，與其士大夫交遊」，開始了解了日本的歷史、文化，尤為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近十幾年的巨大變化所吸引，約光緒五年（1879），乃發凡起例，著手撰寫《日本國志》一書。經3年，書稿未就，於光緒八年（1882）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他攜稿赴任，但「無暇卒業」。光緒十一年（1885）由美回國，謝辭他任，閉門編纂，於光緒十三年（1887）卒成此書，首尾費時8年。

  《日本國志》「為類十二，為卷四十」，「以其體近於史志」，故名。作者之所謂「類」，是以事類區分，採用紀傳體史書中志的體例。12類是：《國統志》3卷、《鄰交志》5卷、《天文志》1卷、《地理志》3卷、《職官志》2卷、《食貨志》6卷、《兵志》6卷、《刑法志》5卷、《學術志》2卷、《禮俗志》4卷、《物產志》2卷、《工藝志》1卷，凡40卷。又卷首另作《中東年表》，系中日紀年對照表，「以便觀者」。作者在本書《凡例》中說：「日本古無志書，近世源光國作《大日本史》，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實欲作氏族、食貨諸志，有志而未就（原註：僅有職官一志，已刊行）；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貨幣考諸敘，亦有目而無書。此皆漢文之史而殘闕不完，則考古難。」但自維新以來「禮儀典章頗彬彬矣」[33]，故作者較易采輯。據薛福成《日本國志》序稱，作者所采之書多至200餘種。

  黃遵憲在《日本國志》自敘中說到了他撰寫此書的初衷，他寫道：「昔契丹主有言：『我於宋國之事，纖悉皆知；而宋人視我國事，如隔十重雲霧。』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已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援引《周官禮》所載「外史」之職，乃撰此書，並自比「外史氏」而發論議，只是為了說明：「今之士夫亦思古人學問，考古即所以通今，兩不偏廢。」[34]其良苦用心，可見一斑。從這些話中，反映出作者對於研究「外事」的強烈的自覺意識，對於中國當時的士大夫「好談古義，足已自封」的狹隘眼光何等不滿，何等憂慮！3年之後，即光緒十六年（1890），黃遵憲在改訂《日本雜事詩》自序中，敘述了他對於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形勢的認識過程。當其「擬草」《日本國志》一書時，意在「網羅舊聞，參考新政」；而後，「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政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35]。作者這個認識，表明他是站在歷史發展潮流前頭來觀察日本的歷史和現狀，同時也是以此為鏡來觀察中國的歷史和現狀的。所謂「信其政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則概括了《日本國志》的主旨。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肯定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國統志》系志名而紀體，記載了自古代至明治十一年（1878）八月的歷史。於明治時期，則逐年逐月詳其維新改良措施。元年（1868），記明治「以二條城為太政官代裁決庶政」，並「親臨會公卿諸侯，設五誓：曰萬機決於公論，曰上下一心，曰朝幕一途，曰洗舊習、從公道，曰求智識於寰宇」[36]。其後，種種「革故取新」之舉，均由此開始。八年（1875），記明治廢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審院的詔敕說：「中興日淺，未臻上理」，在「五事」之誓的基礎上，「乃擴充誓文之意，更設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鞏司法之權；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漸建立憲政體」。又記次年明治命棲川親王「斟酌海外各國成法」，起草立憲「條例」。作者論道：「立憲政體，蓋謂仿泰西制，設立國法，使官民上下分權、立限，同受治於法律中也。」[37]作者在《國統志》卷末發表長篇評論，分析了當時各個階層、各種政治勢力圍繞著政體所展開的激烈的爭論，「喧譁囂競，嘵嘵未已」，但朝廷下詔「已以漸建立憲政體，許之民論」。當作者在駐英使館改訂《日本雜事詩》時，他在《自序》中寫道：「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政從西法」，這是作者之撰寫《日本國志》最關注的問題，故有此論。作者在《職官志》序中，考察了中國歷史上圍繞官制而展開對《周禮》的爭論，認為這是很可悲的。他說：「古人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則曷不舉泰西之政體而一證其得失也？日本設官，初仿《唐六典》；維新之後，多仿泰西。今特詳志之，以質論者。」作者首敘官制的一般原則，如等級、俸祿、勛位、章服、黜陟，而於黜陟一項尤詳維新以來的重大變化；次敘設官分職，作者自注說：「維新以來，設官分置，廢置紛紜」，「今專就明治十四年冬現有之官，分條臚舉，其仿照西法、為舊制所無者，特加詳焉」，故於元老院、大審院、文部省、府縣等地方政權敘致尤詳，反映了官制方面的變化。

  注重富國強兵、科技實學。《食貨志》序稱：「日本維新以來，尤注意於求富。然聞其國用則歲出入不相抵，通商則輸出入不相抵，而當路者竭蹶經營，力謀補救，其用心良苦，而法亦頗善。觀於此者，可以知其得失之所在矣。」[38]在作者看來，求富之路，並非可以一蹴而就，維新帶來的陣痛是難以避免的。《兵志》序又稱：「今日之列國，弱肉強食，眈眈虎視者乎。歐洲各國數十年來，競強角力，迭爭雄霸，雖使車四出，槃敦雍容，而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禍心，均不可測。各國深識之士，慮長治久安之局不可終恃，皆謂非練兵無以弭兵，非備戰無以止戰。」結合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來看，作者對當時世界形勢的估量可謂明澈而清醒。作者認為：「日本維新以來，頗汲汲於武事，而其兵制多取法於德，陸軍則取法於佛（法），海軍則取法於英。故詳著之，觀此亦可知歐洲用兵之大凡。」雖言日本，而意亦含歐洲。作者進而指出：「今天下萬國，鷹瞵鶚視，率其兵甲，皆可橫行。有國家者不於此時講求兵制，籌一長久之策，其可乎哉！」[39]他在講到英國海軍之強以及日本欲效英國之法時，又強調指出了上述見解。[40]黃遵憲認為，富國強兵之道，固與「政從西法」密切相關，但絕離不開工藝實學的發展。他在《工藝志》序中論道：中國古代原有重視工藝實學的傳統，可惜「後世士大夫喜言空理，視一切工藝為卑卑無足道」，以致「實學荒矣」。他慨然指出：「今歐美諸國，崇尚工藝，專門之學，布於寰區。余嘗考求其術，如望氣察色、結筋搦髓、破腹取病，極精至能，則其藝資於民生；窮察物性、考究土宜，滋榮敷華，收穫十倍，則其藝資於物產；千鈞之炮、連環之槍，以守則固，以戰則克，則其藝資於兵事；火輪之舟、飛電之線，雖千萬里頃刻即達，則其藝資於國用；伸縮長短，大小方圓，制器以機，窮極便利，則其藝資於日用。舉一切光學、氣學、化學、力學，咸以資工藝之用，富國也以此，強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實有其可重者在也。」[41]這一段議論，同前文所引王韜《漫遊隨錄·製造精奇》中所描述的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可謂同曲同工，識見相諧。所不同的是，黃遵憲對「今萬國工藝以互相師法，日新月異，變而愈上」的趨勢，更有緊迫之感，而對中國士大夫「喜言空理，不求實事之過」，尤有切膚之痛。他後來成為改良主義的推行者，絕不是偶然的。

  主張漢學、西學兼而用之。黃遵憲在《學術志》中提出了漢學、西學兼而用之的主張，這是從觀念形態上提出了更深層的認識。黃遵憲首先敘述了漢學在日本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認為它在日本有久遠的淵源和深厚的基礎，人們「耳濡目染，得知大義」。他舉例說：「尊王攘夷之論起，天下之士一倡百和，卒以成明治中興之功，則已明明收漢學之效矣。」他希望「日本之治漢學者，益騖其遠大者以待時用可也！」[42]同時他又指出，明治維新之前，西學也在日本傳播，「今之當路諸公，大率從外國學校歸來者也」，他們成了推行維新政治的得力人才。而「維新以後，壹意外外，既遣大使巡覽歐洲諸大國，目睹其事物之美、學術之精，益以崇尚西學為意」。明治四年（1871），設文部省，「尋頒學制於各大學區」，全面推行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學內容，一方面「爭延西人為教師」，一方面有大批公費、私費學生「留學外國」，同時興建其他各種文化設施，等等。「由是西學有蒸蒸日上之勢」，雖然也存著「異論蜂起，倡一和百」的情況，但「國家政體，多采西法」，已成大勢所趨。作者進而著論批評在中國存在著對於西學的保守、狹隘看法，「惡其異類而並棄之，反以通其藝為辱，效其法為恥，何其隘也！」他進而分析說：「彼西人以器用之巧，藝術之精，資以務財訓農，資以通商惠工，資以練兵，遂得縱橫倔強於四海之中，天下勢所不敵者，往往理反為之屈。我不能與之爭雄，彼挾其所長，日以欺侮我、凌逼我，我終不能有簪筆雍容坐而論道之日，則思所以捍衛吾道者。正不得不藉資於彼法，以為之輔。以中土之才智，遲之數年，即當遠駕其上，內則追三代之隆，外則居萬國之上：吾一為之，而收效無窮矣。」這些話，顯然是針對當時中國士大夫說的，頗有循循善誘之意，故在論西學之長時，口氣多有緩和，不似他處激昂，足見作者良苦用心。當然，黃遵憲並不主張「盡棄所學而學他人」，但他畢竟是了解世界、面對現實的，他提醒人們要關注這樣的道理和事實：「器用之物，原不必自為而後用之。泰西諸國，以互相師法而臻於日盛，固無論矣。日本，蕞爾國耳，年來發憤自強，觀其學校，分門別類，亦駸駸乎有富強之勢。」[43]他以此反覆說明，不可盲目排斥西學，以免陷於「不達事變」之境。

  總的來看，黃遵憲以日本明治維新的歷史證明漢學、西學兼用的必要性，這也是言為日本而意在中國。而他所說的「西學」，非僅指器用而言，而是同他說的「政從西體」的主張相表里的。他雖然還沒有完全跳出中國士大夫傳統的窠臼，但他畢竟已經清醒地認識到效法西學實為歷史發展的趨勢。尤為可貴的是，他在推重西學的同時，已朦朧地覺察到西方國家所潛伏的弊病：「尚同而不能強同，兼愛而無所用愛，必推而至於極分裂、極殘暴而後已。執尚同、兼愛以責人，必有欲行均貧富、均貴賤、均勞逸之說者。吾觀歐羅巴諸國，不百年必大亂。」[44]19世紀末至20世紀的歐洲史和世界史證明，黃遵憲的預見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自魏源、王韜到黃遵憲的外國史地研究，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出19世紀後半葉中國史家愛國圖強的時代精神，以及他們開闊視野、研究外國歷史的自覺意識。《海國圖志》作為當時的世界史著作，《法國志略》和《日本國志》作為當時的國別史著作，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是近代史學萌生過程中的代表性著作。它們在體裁、體例和詳近略遠的撰述思想上，繼承了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對今天的世界史研究和撰述，仍有借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