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韜的多種撰述

  王韜（1828—1897），原名畹，字利賓，號蘭卿，後改名韜，字子潛（紫詮），號仲弢，晚年自號天南遁叟，江蘇長洲（今蘇州）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了秀才，次年應闈試，不中，遂絕科舉之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在上海受英人麥都思之邀，至其所辦墨海書館參與編校工作，歷時13年。同治元年（1862）因上書太平軍而為官軍所察，以「通賊」論，乃更名而逃亡香港，開始了漫遊生涯，逐步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思想。同治十三年（1874），他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發表政論、史論，宣傳變法自強的主張，成為中國早期的改良主義者之一。他先後遊歷了英、法、俄、日等國。

  王韜晚年回憶起他的「逍遙海外作鵬游，足遍東西曆數洲」的情懷說：「於是登宗愨引風之筏，乘張騫貫月之槎。將東泛乎扶桑，西極乎阿蘭。」「經歷數十國，往來七萬里，波濤助其壯志，風雨破其奇懷，亦足豪矣。而尤足以快意肆志者，余之至泰西也，不啻為先路之導，捷足之登。」[26]他在當時，確是罕有的「曾經滄海，遍覽西學」的中國學人。這使他有可能寫出《法國志略》、《普法戰紀》、《扶桑遊記》、《漫遊隨錄》等書，從而在中國近代史學上成為研究外國史地的先驅之一。

  《法國志略》初撰本，作者取資於日本岡千仞的《法蘭西志》、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參考《西國近事彙編》，「不足，則復取近時之日報，並采輯泰西述撰有關於法事者」。作者對於岡千仞所譯法國人所著的3本法國史《法國史要》（1866）、《近古史略》（1869）、《法國史》（1870），亦曾披閱，認為其「尚屬簡略，摭拾他書以補之」（詳凡例第1條、第3條），可見作者在法國史的研究上視野的開闊和采輯的豐富。作者撰述《法國志略》的目的，在《原敘》、《凡例》和《重訂法國志略·序言》中都反覆予以說明。在《原敘》中，他說：「兩經法都，覽其宮室之雄麗，廛市之殷闐，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強，未嘗不嘆其外觀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風俗之侈靡，習尚之夸詐，官吏之驕惰，上下之猜忌，亦未嘗不慮其國不可以為國，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吾願歐洲諸國以法為鑑焉可也，特余志法之意。」可見他的撰述目的，是具有世界歷史的眼光。他又指出：「更有進於此者，法通中國已三百餘年，於泰西諸國為獨先，名流碩彥接踵東來，無非借天算格致以陰行其主教，其勢幾至上動帝王，下交卿相，有明之季，靡然成風，實足為人心學術之隱憂，流弊至今，亦緩通商而急傳教，中外齟齬，率由此起。」這些話，對於當時中國、法國的情況，都是切合實際的。20年後，作者在重訂本《序言》中，除進一步從國際關係方面指出了法國歷史的變遷外，還突出批判了路易十四的「據無上之尊，肆無限之權」，以致「國人憤郁，漸至放恣。此所謂川決而堤潰，其勢使之然也」。這反映了作者對君主專制政治的批判態度。此外，作者尤其強調了這樣的見解：「方今泰西諸國，智術日開，窮理盡性，務以富強其國；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間有瑰偉絕特之事，則人何以自奮，國何以自立哉！」又說：「歐羅巴列邦於明萬曆年間已來中國，立埠通商，聚居濠鏡。逮《明史》作傳，猶不能明法蘭西之所在，幾視與東南洋諸島國等，是其於艾儒略所著之《職方外紀》尚未寓目，況其他哉？宜其為遠人所致誚也。」作者從歐洲各國的歷史和現狀，提出了中國人了解世界、認識世界的緊迫性，「固陋自安」則人無以自奮、國無以自立。他聯想到清修《明史》時，人們還說不清楚法蘭西位於何處，不禁感慨萬千。這是王韜撰寫《法國志略》的更深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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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志略》突出地反映出作者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態度。作者在卷五《波旁氏紀》文末以「逸史氏王韜」名義發表議論，指出法國國王之所以禍國、亡身者，「顧跡其禍之由來，不能和眾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惡不與民同，怨之所及，足以亡身。故厲王監謗，卒流於彘。法之失政，履霜堅冰，非一朝夕矣，路易至是，遂受其殃。法人弒王，而叛黨旋覆；英人弒王，而高門士亦隨滅。不獨天道好還，而亦可以觀世變矣。然則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為哉！」這些見解並不都是正確的，但他對君主專制是持否定態度。這從作者在本卷中對路易十四的專橫、路易十五的奢淫的記載中看得很清楚。作者對「路易十六新政」表示讚賞，說他「大矯舊政之弊」；而對路易十六之「從容就死」，深致同情。這又表明作者是稱道君主立憲而不贊成法國大革命的暴力行動。作者嚮往君主立憲制度，還表現在他對拿破崙第一和拿破崙第三的評價上。他引用日人野口之布的話說：「古今英雄規模宏遠者，往往不留心於細務，獨侖帝攻略之暇，用心吏治，定五法、創諸學，精到周詳，各國奉為模範。侖帝洵高出他英雄上哉。千百世下，猶令人聞風興起焉。」[27]作者以極大的興致記述了拿破崙第三之被「公舉為總統」和「終升帝位」，記述了他的種種作為，對他在「普法交兵」中遭致失敗頗致惋惜之情，並歷數他的許多「政績」，說是「其所措施，裨益於人世者，不暇枚舉」（均見卷七）。作者在《凡例》第9條中指出：「法蘭西素以文明稱，制度文物之備，宮室衣食之美，諸國莫能及焉。拿破崙出，更定法律，其精審為歐洲冠。」可以說，嚮往、宣揚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政治制度，是《法國志略》的主要歷史觀點。

  本書卷十六至卷十七《廣志》上下篇，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法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面貌，反映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進步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作者讚美法國的國會制度說：「國會之設，惟其有公而無私，故民無不服也。歐洲諸國，類無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於其間，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變亂舊章也。」他還稱道上下兩院議員的「公舉」之法，認為「其進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則不能得」[28]。作者在《志車路（附電線）》中，敘述了歐洲各國鐵路交通和電報通信的情況，驚嘆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迅速變化，他寫道：「車路之建不過五十年，電線之行亦不過三四十年，而甚已如此，飈發風馳，遍於各國，抑何速也！」他認為這兩項技術的發展，「必相輔而行，互為表里」，「而藉以覘國勢之盛強焉」（卷十七）。作者還記述了1878年5月法國巴黎博覽會的盛況（卷十），記述了1253年路易第九派人「始通中國」的情形（卷十八）等。《法國志略》以不少篇幅敘述了法國的外交、貿易、通商、殖民等活動。

  《法國志略》不同於《海國圖志》，它詳細記述了一個西方國家的歷史、地理、現狀，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界在當時取得的進步，也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點和社會理想。

  王韜在完成《法國志略》初撰本的同年，還編撰了《普法戰紀》一書。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剛剛結束，王韜隨即「摭拾其前後戰事，匯為一書，凡十有四卷」[29]，刊行於世。他如此關注這次戰爭的記載，無疑是他有志於法國史研究的繼續。他指出：「觀夫普法戰爭之際，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敗勝負之端。」[30]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已陷於多事之秋，民族危機日甚一日。所謂「盛衰升降之故，成敗勝負之端」，他想到的自然不只是「歐洲列幫」，還有「中原天地」[31]。這跟他在《法國志略》中反覆強調「君民共主」，以國憲定君民之分，是同一個道理。光緒十二年（1886），王韜根據繼續搜集到的有關文獻，重訂《普法戰紀》，增為20卷。《普法戰紀》初撰本在19世紀70年代傳入日本，受到日本學人的重視，這是他後來應邀東遊扶桑的一個原因。[32]

  《扶桑遊記》和《漫遊隨錄》二書，是遊記性質的著作。前者是關於日本的遊記；後者所記不限於外國，但主要是記作者遊歷歐洲的見聞。這兩部書，在反映外國歷史和現狀方面，也有一定的價值。

  《扶桑遊記》3卷，作者記其光緒五年（1879）的日本之游，日記體，起三月初七，迄七月十五，有七月初八撰於日本的自序。當年（即明治十二年），日本報知社印行上卷，翌年出版中卷、下卷。書首有重野安繹序和中村正直序，書末有龜谷行跋、平安西尾跋和岡千仞跋，語多論及王韜《普法戰紀》在日本的流傳和影響。作者《自序》說，此行是應日本友人「以為千日之醉，百牢之享」之邀，「敢不惟命是聽」。故在日期間，「壺觴文會，文字之飲，殆無虛日」，「日所遊歷，悉紀於篇，並匯錄所作詩文附焉」。與王韜所交遊者，多是擁護明治維新的一派人物。他們所討論的，除詩文、撰述外，就是時勢、西法。四月初二記岡鹿門（千仞）的話說：「方今宇內形勢，以俄為急。時人比俄於戰國之虎狼秦，而實為今日亞細亞洲之大患。」四月十九記與西尾鹿峰論及中西諸法，王韜認為：「法苟擇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則合之道矣。」五月初二記其評論岡本監輔所著《萬國史略》，認為「有志於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觀。」又不無所指地發表議論說：「余謂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謂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並有不必學而學之者，亦有斷不可學而學之者。」時值中國洋務派活躍時期，此言當有所指。這從四月初二記與重野、鹿門筆談看得十分清楚：「重野謂予曰：『或序先生之文，謂為今時之魏默深。』」「余曰：『當默深先生之時，與洋人交際未深，未能洞見其肺腑；然「師長」一說，實倡先聲。惜昔日言之而不為，今日為之而猶徒襲皮毛也。』鹿門曰：『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繼起，而後此說為不孤矣。』」所謂「壺觴之會，文字之飲」，實關乎興衰、改良之旨。在日本友人中，岡千仞可稱得上是王韜的知心之交，他跋《扶桑遊記》說：「蓋先生慨歐人眈眈虎視，親航歐洲，熟彼情形，將出其所得以施之當世，而未有所遇。」「以有為之才，處多故之世，一朝風雲，去泥土，沖雲霄，霈然膏雨，使萬生仰蘇息之恩，先生蓋其人也。」這話，道出了王韜的漫遊與撰述之旨。

  《漫遊隨錄》3卷，凡記51事，每事以4字為目。詮次、編訂於光緒十三年（1887），原有圖80幅。所記，由故里而他鄉，由中國而歐洲，約起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止於同治九年十二月（1871年1月），自蘇格蘭回至香港，首尾20餘年。其中，三分之二是遊歷英、法兩國的見聞。此書所記，雖有不少瑣聞細事，然於英、法兩國文物制度、科學技術、社會風貌多有實錄，並往往聯繫到中西比較，發其感慨。卷二《製造精奇》記：「英國以天文、地理、電學、火學、氣學、光學、化學、重學為實學，弗尚詩賦詞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如由天文知日月五星距地之遠近、行動之遲速，日月合璧，日月交食，彗星、行星何時伏見，以及風雲雷雨何所由來。由地理知萬物之所由生，山水起伏，邦國大小。由電學知天地間何物生電，何物可以防電。由火學知金木之類何以生火，何以無火，何以防火。由氣學知各氣之輕重，因而制氣球，造氣鍾，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觀山、探海。由光學知日月五星本有光耀，及他雜光之力，因而創燈戲，變光彩，辨何物之光最明。由化學、重學辨五金之氣，識珍寶之苗，分析各物體質。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創火機，制輪船火車，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萬人。穿山、航海、掘地、浚河、陶冶、製造以及耕織，無往而非火機，誠利器也。」作者僅以數百字，幾將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及其功效概括無遺，其觀察思考之深，可以想見。當然，這些都是「詩賦詞章」所不能達到的。卷三《游博物院》記英國所鑄大炮性能之佳後，作者寫道：「倘我國仿此鑄造，以固邊防而御外侮，豈不甚美？惜不遣人來英學習新法也。」又同卷《蘇京瑣記》記參觀一印書館，「澆字、鑄板、印刷、裝訂，無不純以機器行事」，「苟中國能仿而為之，則書籍之富可甲天下」。王韜在英國曾多次發表講演，「宣講孔孟之道」，吟誦唐人詩文，聽眾為之傾倒，使其頗有「吾道其西」之慨（《英土歸帆》），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會、互補的意識。

  《扶桑遊記》多論及形勢、時政，《漫遊隨錄》多談到科學技術，它們是對《法國志略》和《普法戰紀》之撰述宗旨的饒有興味的補充。這四部書，集中反映了王韜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察和研究外國歷史、地理、現狀及科學技術之應用的成果。在當時，能夠取得這些成果的人，在近代史學上確乎是鳳毛麟角。

  王韜東遊日本時，曾會見了當時正在日本的黃遵憲，多次「劇談」，志為同道。恰在王韜《漫遊隨錄》詮次成書之年，黃遵憲寫出了《日本國志》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