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關於外國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一、魏源與《海國圖志》

  在中國近代史學萌生過程中，中國史家關於邊疆史地的研究和關於外國史地的研究，可以說是同步展開而又互有交叉的。鴉片戰爭前夕，出於民族危機的預感，龔自珍已著手於邊疆史地的研究，而林則徐則倡導對外國史地的認識與研究，對邊疆史地的研究，固已涉及對外國的歷史與現狀的考察；而關於外國史地的研究，則往往聯繫著對當時中國前途的抉擇和命運的估量。這兩股史學潮流的奔騰、激盪，都同時代的脈搏發生著共振。

  林則徐在廣州禁菸時，有一種了解世界、認識世界的迫切感，乃命人翻譯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親自潤色，編訂刊刻，定名為《四洲志》。這是一本簡略介紹世界各洲30多個國家地理、歷史的書。此書雖只2卷，但開風氣之先，對後來中國學人研究、撰述外國史地之風，有倡導的作用。這也表明林則徐作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對近代史學萌生所起的作用。繼林則徐之後，魏源寫出了《海國圖志》，王韜寫出了《普法戰紀》、《法國志略》等書，黃遵憲則有《日本國志》的撰述。這些關於外國史地的著作，在當時的中國，以至在日本，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今人鍾叔河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出版）彙輯了鴉片戰爭後至辛亥革命前國人親歷歐美、日本的一批記述，從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人們的思想、視野，確與清代前期大為迥異；也可以看出在近代史學萌生中，關於外國史地研究、撰述新局面之形成的必然趨勢。

  魏源（1794—1857），原名遠達，字默深，湖南邵陽人。他28歲中舉人，50歲才中進士，仕途不算通達。但他在三四十歲時，政治經歷豐富，著作繁多。鴉片戰爭時，為兩江總督裕謙幕僚，參與浙東抗英之役，與龔自珍、林則徐、姚瑩等關係密切，思想相投。他痛感英軍入侵，撰《聖武記》一書，以激勵時人，並希望朝廷重溫歷史，振作武功，以堅禦侮之志。此書共14卷，前10卷歷述清朝武功及用兵成敗之道，兼及有關軍事制度；後4卷為作者論議，闡述了他關於練兵、整軍、籌餉、馭夷的見解和主張。從當時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思潮來看，這書在史學上的價值，其論議部分遠在記事部分之上。魏源在《聖武記敘》中寫道：「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蠢；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21]可見作者認為，肅清政治是禦侮的基礎，而人才又是其中的關鍵。這實際上是指出了當時的政治腐敗，造成了侵略者有可乘之機。他在敘中特意說明此書「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即《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又引用《禮記·哀公問》篇中「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的話，都是寓有深意的。

  魏源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後，又撰寫了《道光洋艘征撫記》上下篇。這一長文，詳細記載了鴉片戰爭的經過和《南京條約》簽訂前後的清朝政治和中外關係，記事起於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黃爵滋奏言鴉片輸入之害，迄於咸豐元年（1851）「特詔獎雪林則徐及姚瑩、達阿洪之盡心竭力於邊，斥耆英畏葸驕敵之罪，中外翕然欽頌」。它闡述了當時有識之士於英人鴉片貿易對中國危害的認識，伸張了禁菸之舉的正義性，揭露了鴉片戰爭中道光皇帝的昏聵和琦善、耆英的無能、誤國，肯定了林則徐、鄧廷楨等主戰派的主張和措施並為其所蒙之冤辯誣；它歌頌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爭，闡述了作者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是關於鴉片戰爭的一篇信史。作者在本文末了論道，「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乃是「富國強兵」的關鍵之舉。又指出：「時乎時乎，惟太上能先時，惟智者能不失時；又其次者，過時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補過於來時。」[22]這是他希望朝廷能從這次事變中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此文流傳甚廣，名稱亦多，它同稍後夏燮所撰《中西紀事》一書，在當時都有廣泛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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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聖武記》的撰述到《道光洋艘征撫記》的撰述，儘管時間上相距很近，但作者的確有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即後者把「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作為「富國強兵」的重要問題提了出來。作者的這個思想，在其所撰《海國圖志》一書中，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近代史學萌生過程中，《海國圖志》是第一部系統地研究外國史地的巨著。對於魏源來說，這不僅跟他早年輯《皇朝經世文編》及經學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跟他的上述兩種著作在內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這部書，是確立了魏源在中國近代史學上之突出地位的代表作。此書原刻為50卷，後增為60卷，復又增為100卷。據咸豐二年（1852）古微堂重刊定本所載，有魏源寫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60卷本《原敘》和寫於咸豐二年（1852）的100卷本《後敘》[23]。《海國圖志》是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的基礎上並受到林則徐的鼓勵而撰述的。魏源《原敘》一開始就寫道：「《海國圖志》六十卷，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西夷之《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鉤稽貫串，創榛辟莽，前驅先路。」以《四洲志》為基礎，博採中外文獻，尤其是最新一些西人論著、圖說，編撰一部系統的世界史地及現狀的著作，的確是開創性的前驅工作。魏源又明確指出此書同以往的「海圖之書」的區別是：「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這是中國歷史撰述上的一大變化，是近代史學萌生的特點之一。

  魏源在《原敘》中鄭重指出了撰述《海國圖志》的目的，他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24]有很高政治聲望的林則徐任兩廣總督時，「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等做法，影響了一大批註重世務的士人。鴉片戰爭的經過及其結局，使魏源進一步認識到，要富國強兵、有效禦侮，不僅要內修政理，還要學習外國長技。從歷史觀點來看，這是中國史家從沉痛的歷史教訓中獲得的新認識。這個事實進一步證明，中國歷代的優秀史家，總是能夠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頭，回答歷史和現實所提出的迫切問題。

  《海國圖志》60卷本包含18個方面的內容，魏源《原敘》對每一方面的內容均有概括性說明；後增為100卷，亦大致未超出這些方面。它們是：《籌海篇》（卷一至卷二），《各國沿革圖》（卷三至卷四，咸豐二年本總目作《海國沿革各圖》），《東南洋海岸各國》（卷六至卷十，總目作《東南洋海岸之國》），《東南洋各地》（卷十一至卷十八，總目作《東南洋海島各國》），《西南洋五印度》（卷十九至卷三十二，總目作《西南洋諸國》），《小西洋利未亞》（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六），《大西洋歐羅巴各國》（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三，總目作《大西洋》），《北洋俄羅斯國》（卷五十四至卷五十八，總目作《北洋》），《外大洋彌利堅》（卷五十九至卷七十，總目作《外大西洋》），《西洋各國教門表》（卷七十一，總目作《南、西洋各國教門表》），《中國西洋紀年表》（卷七十三，總目作《中西紀年通表》），《中國西曆異同表》（卷七十二，總目作《中西曆法同異表》，編於《紀年表》之前），《國地總論》（卷七十四至卷七十六），《籌夷章條》（卷七十七至卷八十，總目作《籌海總論》），《夷情備采》（卷八十一至卷八十三），《戰艦條議》、《火器火攻條議》、《器藝貨幣》（卷八十四至卷一百，這三個方面，總目無分類標目，卷目上亦無「貨幣」字樣，但在卷九十四《西洋技藝雜述》中引《澳門雜錄》有關外國貨幣及其與中國白銀比值關係的文字）。以《原敘》中所概括的這18個方面，同咸豐二年刊本總目相比較，一是可以看出100卷本大致保持了60卷本的結構，二是可以看出作者增補、修訂的情況。

  在中國史學發展上，《海國圖志》有三個方面的特點。第一，作為一部系統反映世界地理、歷史和現狀的著作，是前所未有的。作者從亞洲、澳洲、非洲、歐洲、美洲依次展開敘述，反映了東方學者的世界眼光，這跟歐洲人之以歐洲為世界中心大為迥異。第二，當中國史家真正從具有近代意義「開眼看世界」時，便首先面臨著「禦侮」的問題，這在中國歷史學的撰述主旨上，是一個重大轉折。因此，《海國圖志》開卷就是「籌海」之議：議守，議戰，議款。作者在《籌海篇》起首寫道：「自夷變以來，帷幄所擘畫，疆場所經營，非戰即款，非款即戰，未有專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謂以夷攻夷；以守為款，而後外夷范我馳驅，是謂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二曰調客兵不如練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通市。」[25]這裡講的「自守」、「攻夷」、「款夷」，跟古代史學上經常講到的皇朝與皇朝的更迭、皇朝自身的盛衰得失有所不同，它講的是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即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中國生存的環境，所謂議守、議戰、議款，都以此為出發點。本書卷七十七至卷八十為《籌海總論》，系作者所輯有關撰述、章奏，可與卷首《籌海篇》3卷比讀、參照，益見作者撰述本書之主旨。第三，《海國圖志》中，講科學技術的卷帙，占了將近五分之一的篇幅，這在以往的歷史撰述中也是罕見的。本書從卷八十四至卷一百，其卷目依次是：《仿造戰船議》、《火輪船圖記》、《鑄炮鐵模圖記》、《仿鑄洋炮議》（含《炸彈飛炮說》、《炮車炮圖說》）、《西洋用炮測量論》（上下篇）、《西洋炮台記》、《西洋自來火銃法》、《攻船水雷圖記》、《西洋技藝雜述》、《西洋遠鏡作法》、《地球天文合論》（5篇）。這些，雖多屬於攻守之器，但都與近代科學技術相關，是作者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重要方面。

  但是，作者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撰述思想在本書中的反映，不論其自覺認識程度如何，當不限於科學技術方面，這在卷八十一至卷八十三作者所輯《夷情備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所輯內容，涉及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等，其中多有中西比較的言論。如卷八十三所輯《貿易通志》，其中有這樣的話：「中國以農立國，西洋以商立國，故心計之工，如賈三倍。」同卷所輯袁德輝翻譯的《法律本性正理所載第三十九條》中有這樣的規定：「英吉利王無有巴厘滿衙門會議，亦不能動用錢糧、不能興兵，要巴厘滿同心協議始可。」在作者看來，「夷情備采」的範圍，原是很廣泛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繼畬撰有《瀛環志略》10卷，也是講世界歷史、地理、現狀的著作，但其在「禦侮」、「自強」意識上，不如《海國圖志》鮮明。

  《海國圖志》在道光三十年（1850）傳入日本，對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社會思潮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促進了明治維新運動的發展，從而在中國東鄰的歷史上扮演了喜劇的角色。它在自己的故鄉，雖也產生了廣泛的思想影響，但畢竟未能成為歷史喜劇的角色，這說明史學之反作用於社會，仍然要受到社會條件所容納的或所提供的限度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