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邊疆史地研究的興起

  一、張穆的《蒙古遊牧記》

  清代前期的史家，在歷史地理之學的撰述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讀史方輿紀要》等是最有代表性的幾部。它們反映了當時史學之經世致用的學風。鴉片戰爭前後，史學的經世致用之風再次熾熱起來，而且帶有民族危機的時代緊迫感。清代後期的邊疆史地研究的興起，是一個突出的反映。早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龔自珍已著手對西北史地的研究，並把這種研究同時務密切聯繫起來。他以兩年的時間，撰成《西域置行省議》一文（見《定庵文集》），率先提出在新疆設置行省的必要性，籌劃、建議極為詳盡、具體。他最後寫道：他的各項建議，「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更張極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後，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則一損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國運盛益盛，國基固益固，民生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辦，必由是也，無其次也」。這些話，反映了他對於邊疆事務的重視和遠見。鴉片戰爭之後，研究邊疆史地者多了起來，其中以張穆、何秋濤、姚瑩最為知名。

  《蒙古遊牧記》是張穆的代表性著作。他撰寫此書的動因，是考慮到清朝建立以來，「內地各行省府廳州縣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紀事，考古鏡今」，而蒙古地區則無志乘專書；官修《大清一統志》、《清會典》雖有所涉及，「而卷帙重大，流傳匪易，學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於考索。此穆《蒙古遊牧記》所為作也」[6]。為了「辨方紀事，考古鏡今」，他決意填補這一清代志乘撰述上的空白。張穆撰《蒙古遊牧記》還有一個直接的誘因，即他應祁寯藻的邀請，校核其父祁韻士遺著《藩部要略》一書。《藩部要略》是記載蒙古王公貴族世系、事跡的編年體史書。張穆認為：「其書詳於事實，而略於方域。」[7]他曾對祁寯藻明確表示：「今《要略》編年書也，穆請為地誌以錯綜而發明之。」張穆的計劃，得到了祁寯藻的支持，卒能「俾就其事」[8]。張穆的初衷，是使這兩部書「相輔而行」，但他的成就卻超出了他的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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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穆從道光十七年（1837）前後開始撰寫此書，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致力十年，稿草屢易」，寫出了《蒙古遊牧記》16卷。其中前12卷已經定稿，「末四卷尚未排比」，而他在3年後不幸病逝。後經何秋濤以10年之功，補輯了後4卷，校閱了全書，於咸豐九年（1859）由祁寯藻資助刊刻行世。

  《蒙古遊牧記》以方域為骨骼，以史事為血肉，記述了內外蒙古自古代迄於清代道光年間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作者自序主要內容和編次說：「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紀之。首敘封爵、功勳，尊寵命也；繼陳山川、城堡，志形勝也；終言會盟、貢道，貴朝宗也。詳於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綴古通今，稽史籍，明邊防，成一家之言也。」所謂「因其部落而分紀之」，是記蒙古各部所屬之盟的遊牧所在；所謂「封爵、功勳」，是簡述各部的歷史，而尤著意其與清廷的關係；所謂「山川、城堡」，是講地理特點和軍事形勢；「會盟」是講蒙古地區的政治活動，「貢道」是講蒙古各部與清廷聯繫的通途；所謂「詳於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是說明對各部方域及地理沿革的考察是本書的重要內容；「稽史籍，明邊防，成一家之言」，反映了作者的撰述要求和經世目的。據此，《蒙古遊牧記》卷一至卷六記內蒙古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卷七至卷十記外蒙古汗阿林盟、齊齊爾里克盟、喀魯倫巴爾和屯盟、札克必拉（賴）色欽畢都哩雅諾爾盟；卷十一至卷十六記阿拉善額（厄）魯特蒙古、青海額（厄）魯特蒙古、杜爾伯特蒙古、舊土爾扈特蒙古和新土爾扈特蒙古。標目都贅以「遊牧所在」字樣，以明其詳於「方域」之旨。卷七之首有《外蒙古喀爾喀四部總敘》，卷十一之首有《額（厄）魯特蒙古總敘》，卷十四有《額（厄）魯特蒙古新舊土爾扈特部總敘》，反映了全書在結構上的嚴謹。

  《蒙古遊牧記》是以清朝時期蒙古各部及其所屬之盟、旗為基礎，寫出了蒙古從古代至當世的歷史演變、地域沿革，寫出了它與歷代統一皇朝的密切關係，而尤詳於它與清皇朝的密切關係。它在表述方法上是由今溯古、由地理而兼及相關史事，反映出作者在撰述思想上具有時代感和歷史感相結合的特點。作者撰此書，意在填補清朝統一國家的地方史乘；由於蒙古分布地域的遼闊和它與清皇朝的興起、發展有特別重要的歷史聯繫，故在史乘中具有特殊的位置。這在書中都有強烈的反映。如卷一首敘科爾沁部，科爾沁部又先敘右翼中旗，這是突出了科爾沁部在清朝初年歷史上的非同尋常的作用。其文載：右翼中旗，「本靺鞨地，遼為黃龍府北境，金屬上京路，元廢。札薩克和碩土謝圖親王遊牧」。又載土謝圖（一譯為圖什業圖）親王之由來說：「奎蒙克塔斯哈喇曾孫翁果岱，翁果岱子奧巴，世為察哈爾諾顏。天命十一年，以奧巴先諸蒙古來降，妻以莊親王舒爾哈齊女孫，授和碩額駙，封土謝圖汗。子巴達禮，崇德元年敘功，封札薩克和碩土謝圖親王，去汗號，詔世襲罔替（按原註：「巴達禮長子巴雅斯呼朗，順治二年尚固倫崇康公主」），掌右翼五旗事。」這一段記載，說明了清廷入關前後同科爾沁部的特殊關係，其中包括互通婚姻的關係。至於奎蒙克塔斯哈喇，前文交待說，他是「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十四世孫」。張穆於注文中屢引康熙、乾隆的詩作及御賜墓誌、碑文等，以證這種歷史的聯繫。如引乾隆入科爾沁境詩，首二句便是：「塞牧雖稱遠，姻盟向最親。」又引乾隆賜科爾沁左翼中旗達爾漢親王后人色布騰班珠爾詩，也有「世篤姻盟擬晉秦」、「此日真堪呼半子」等句。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撰述的深意。又如卷十四，詳載土爾扈特部之一部分因準噶爾部「恃其強，侮諸衛拉特」的緣故，在和鄂爾勒克帶領下「走俄羅斯，屯牧額濟勒河」，「厥後稍就弱，俄羅斯因稱為己屬」，但因「土爾扈特習蒙古俗，務畜牧，逐水草徙，與俄羅斯城郭處異；衣冠用繒罽，復與諸衛拉特絕異」，於順治十二至十四年（1655—1657），和鄂爾勒克後人「相繼遣使奉表貢」，「康熙中，表貢不絕」。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渥巴錫時，終於「挈全部三萬餘戶內附」。於是作者寫道：「自國初綏服蒙古以來，至是乃盡族而臣之。」作者在注文中徵引了乾隆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以豐其記，其中有幾句話是：「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攜全部，舍異域，投誠向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作者詳記此事，自然是對土爾扈特部的愛國之舉的肯定，同時也反映出作者本人的愛國情懷。但是，百餘年中，土爾扈特部走而復歸，這件事卻具有更深遠的歷史意義。此書在鴉片戰爭之後咸豐九年（1859）刊行，對時人有重要的啟示。祁寯藻在此書序中論蒙古所處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本書的價值時寫道：「如科爾沁、土默特之拱衛邊門；翁牛特、烏珠穆沁之密邇禁地；四子部落，環繞雲中；鄂爾多斯，奄有河套。至於喀爾喀、杜爾伯特、土爾扈特諸部，或跨大漠，杭海諸山，或據金山南北，或外接俄羅斯、哈薩克諸國，所居皆天下精兵處，與我西北科布多塔爾、巴哈台諸鎮重兵相為首尾，是皆講經制者所當盡心也。承學之士，得此書而研究之，其於中樞典屬之政務，思過半矣。」《蒙古遊牧記》所敘「方域」，包括現今中國境內的內蒙古、新疆、寧夏等少數民族自治區和青海、東北三省蒙古族活動區域，以及今蒙古國。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祁寯藻的這些話，寫在咸豐九年，尤能反映出這書的時代意義和歷史價值。

  《蒙古遊牧記》吸取了《清會典》和《大清一統志》中關於蒙古的資料，而其徵引則上自歷代正史中關於北方和東北少數民族的史傳、地記，下至道光年間的詔敕、文書，搜羅廣博，而尤注意吸收前人和時賢在蒙古史、元史撰述上的成果。作為地理書來看，作者借鑑了《洛陽伽藍記》的寫法；作為記事之書來看，作者借鑑了《通典》自注和《資治通鑑考異》的方法。全書的注文要多出正文的分量，顯示了作者豐富的學識和考證的精良。祁寯藻稱讚此書說：「海內博學異才之士嘗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陳古義之書，則貴乎實事求是；論今事之書，則貴乎經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張子石州《蒙古遊牧記》獨能兼之。」又說：「然則是書之成，讀史者得實事求是之資；臨政者收經世致用之益，豈非不朽之盛業哉！」[9]這裡，除「二者不可得兼」的說法未必妥帖，而對《蒙古遊牧記》的評論應當說是中肯的。

  何秋濤為此書末4卷所做的補輯工作，竭盡心力而又不掩原作之美，凡補輯之文皆標出「補」字，凡補之注皆標明「補註」，以與原文、原注相區別。其治學的嚴謹之風、誠實之心，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