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史學的萌生

  中國近代史學的萌生，是在中國歷史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動中出現的。這個大變動開始的標誌，就是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馬克思以洞察世界歷史進程的深邃的眼光，評論了英國的對華鴉片貿易（他認為這種貿易是以走私的形式進行的）和鴉片戰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抗。他曾經這樣指出：「歷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1]又說：「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2]馬克思的這些話，揭示了這個大變動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和深刻的歷史內涵。中國近代史學，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萌生和發展起來的，從而使它帶有十分鮮明的時代特色。

  第一個特點，是傳統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注入了救亡圖強的民族危機意識。中國古代史學歷來有經世致用的傳統，如孔子著《春秋》而尊周禮，司馬遷講成敗興壞之理，陳壽、袁宏、劉知幾重「名教」，杜佑強調探究典制政經，司馬光意在明前世之是非、考當今之得失，顧炎武等人則著重國計民生，而「彰善癉惡」、「彰往察來」更是歷代史家所主張的。這無疑是一個優良的傳統。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優良傳統，所以當外國侵略者用大炮轟開國門的時候，史學家們的經世致用思想乃日益注入了民族危機的意識，從而在自己的著作中反映出救亡圖強的要求。龔自珍在鴉片戰爭前的許多言論表明，他是當時具有這種時代敏感和危機意識的第一位史論家。鴉片戰爭之後，魏源、夏燮、張穆、何秋濤、姚瑩等，都寫出了具有這種強烈時代感的歷史著作。中國古代史家的經世致用思想，多以中國歷史上的治亂盛衰、是非得失為參照系；而這時的史家則不能完全滿足於這個原有的參照系，於是提出「師夷長技」的主張，並逐步確立起以世界歷史為又一個參照系的經世致用思想。史學風氣的這種變化，逐步改變了傳統史學的格局。

  第二個特點，是傳統的歷史變化觀點注入了近代改良主義的社會思想，成了近代改良活動的歷史理論上的根據。中國古代史家，從史墨開始就有了關於社會歷史變化的認識，後來司馬遷提出了「通古今之變」的撰述任務，這個命題也就成了許多優秀史家不斷探索的歷史主題之一。那麼歷史向何處變呢？古代史學上有不同的認識。有以三代為極盛之世的歷史倒退論，有以五德終始說為根據的歷史循環論，而歷史進化觀點在古代史學上是占主導地位的。司馬遷、杜佑、王夫之等這些最有影響的史學家，都具有歷史進化思想。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以至於上溯到封建制剛剛產生的那些歷史年代，這種歷史變化的觀點，主要是歷史進化的思想，是進步的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觀察歷史、說明現實的理論根據，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巨大的積極作用。鴉片戰爭以後，一些史學家、思想家，一方面震撼於民族危機，認識到只有變革社會才能挽救局面；一方面因走出國門，面向世界，接受了外國的近代社會改良以至於社會革命的思想，從而把中國史學上原有的樸素的歷史變化思想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王韜、黃遵憲、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變法、改良為主旨，而君主立憲則是他們所憧憬的社會理想。而鄒容、陳天華、章太炎、孫中山等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更進而宣揚社會革命的歷史理論，認為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統治已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從世界歷史來看，這種社會改良、社會革命的歷史觀點，都具有近代的性質，而同傳統史學中的歷史變化思想有所不同。戊戌變法的領袖人物康有為，是穿著古人的服裝、借用古人的語言來宣揚社會改良思想的，這也可以說明中國史學上歷史變化思想的聯繫和發展。

  第三個特點，是傳統史學中的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注入了近代進化論思想，使中國史學在歷史理論方面開始具有近代意義上的內涵和形式。中國古代史家論「勢」和「理」，包含了深刻的歷史進化觀點；他們在論說國家起源、郡縣制優於分封制、「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等一些重大歷史問題時，也反映出這種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但這種樸素歷史進化觀點，在理論形式上還沒有比較系統的闡述，而大多是一些理論的片斷；在具體運用上，就多數史家來說，還缺乏比較明確的自覺意識而往往表現為就事論事。19世紀產生於歐洲的進化論，是關於事物按照量的積累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逐漸向前發展的理論，它包括宇宙無機物的進化、生物的進化和社會的進化等自然歷史過程。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一些來華的傳教士和洋務企業的譯書機構，對進化論有一些片斷的介紹。康有為、譚嗣同是較早受到這種進化論影響的人物。康有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禮運》篇的大同、小康思想，同進化論結合起來，闡說他的具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性質的歷史進化理論，為其通過變法建立君主立憲制的主張張目。他在《論語注》中寫道：「人道進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國家，由國家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漸正君臣，由君主而漸至立憲，由立憲而漸為共和」；「蓋自據亂進為昇平，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他一方面說是「驗之萬國」，一方面還是要循之聖人，認為「孔子之為《春秋》，張為三世」，就是「推進化之理而為之」[3]。他在《大同書》里又說：「神明聖王孔子早慮之憂之，故立三統三世之法，據亂之後，易以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4]可見，他是以尊聖、附會的方法來宣揚歷史進化論的，其中自然包含了許多弱點。同時，康有為只主張漸變，不主張激變，所以他的歷史進化理論帶有庸俗進化論的性質，反映在社會思想上是只主張改良而反對革命。

  從歷史理論的觀點來看，嚴復對西方進化論的介紹和闡述，有更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宣傳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和斯賓塞進化哲學的基本觀點，倡言變法、救亡、自強的主張。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譯述的《天演論》正式出版。《天演論》一書本是赫胥黎宣傳達爾文的通俗讀物，嚴復譯述此書的主旨是「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焉」[5]。嚴復在《天演論》譯述的按語裡，推崇斯賓塞的《綜合哲學體系》，宣傳它的普遍進化理論。嚴復所介紹和闡述的進化論思想，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梁啓超在講到康有為、嚴復所宣揚、闡說的進化論時，認為對「以史學言進化之理」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嚴復所倡言的進化論，也只是停留在「循序而進」的階段，同康有為一樣，都帶有庸俗進化論的性質。其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才突破了這個局限性。在嚴復的著作中，還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的思想，把自黃宗羲、唐甄以來對君權的批判提高到更具有理性主義的水平。他在《辟韓》等文中激烈批駁君權神授的腐見而倡言民權思想，認為民是天下「真主」。這些見解，在歷史理論和史學批判上引發了對「君史」、「民史」的劃分，批判「君史」和倡導「民史」，是近代史學萌生的重要標誌之一。

  20世紀初年，梁啓超揭起「新史學」的旗幟，以及他對史學之社會功用的許多闡述，都同這幾個特點有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繫。而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1904—1906，商務印書館分3冊出版，1933年再版時更名《中國古代史》），雖是一部未完成稿，但它在歷史理論上是按歷史進化論為指導，在表現形式上是按章節體寫成，反映出關於中國歷史之撰述的新面貌。此書以上古、中古、近古為三個歷史階段，上古以西周以前為傳疑時代、春秋戰國為化成時代，中古以秦漢為極盛時代、魏晉南北朝為中衰時代，隋以下未及卒述。中國古代思想家如韓非、史學家如劉知幾都有關於歷史之劃分階段的說法，其中雖也包含有歷史進化的樸素認識，但與近代的歷史進化論不可同日而語，而他們也不曾按照自己的認識寫出相關的歷史著作。夏曾佑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還繼承了司馬遷「述往事，思來者」和中國古代史學上「彰往察來」的優良思想傳統，他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以為推而已矣。」這也表明，近代史學的萌生，還是同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有內在的聯繫。

  總的說來，清代後期的史學，一方面是傳統史學的延續，一方面是近代史學的萌生。至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則傳統史學日衰，近代史學日盛。這是當時中國史學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