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學的分化

  一、傳統史學的延續

  這裡說的「傳統史學」，是指包括清代前期史學在內的整個古代史學，換言之，即指近代以前的中國史學。但是，傳統史學的發展也並不是在清代前期和清代後期之間可以斷然劃出一個界限的；它在清代前期經歷了一個總結性的發展之後，在清代後期還有一個發展上的餘波，並在20世紀初結束了自己的歷史。所謂傳統史學的延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這裡說的史學的「分化」，主要是指近代進化論的思想在史學中有逐步明顯的反映，在具體表現上是對傳統的歷史觀念和歷史撰述內容的批判；同時也指在歷史撰述傾向和史家之歷史視野的變化。這些變化是逐步發生的，它同傳統史學的延續雖不可截然分開，但它們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

  傳統史學的延續，在很大程度上說，就是清代前期史學的延續。這種延續，確已是傳統史學發展的強弩之末了。清代前期的史家，除已論述到的各家之外，還有：馬驌，編撰《繹史》160篇，記「太古」至亡秦史事，在綜合編年、紀傳二體方面有創造性的發展。顧棟高，編撰《春秋大事表》50卷，輿圖1卷，附錄1卷，分類列表，記春秋各國史事，訂訛、議論，多有新見，是關於春秋史的重要著作，並對表的運用有所發展。謝啟昆，撰《西魏書》24卷，補西魏未有專史之闕。吳任臣，撰《十國春秋》140卷，專記五代時期十國之事。邵遠平，編撰《元史類編》42卷，多有補於《元史》所未詳者。汪輝祖，撰《元史本證》50卷、補1卷，錢大昕序此書是「自攄心得，實事求是，有大醇而無小疵」。錢大昕在元史撰述、考訂上，有《補元史氏族表》3卷、《補元史藝文志》4卷、《元史考異》15卷、《遼金元史拾遺》5卷。畢沅，主持編撰《續資治通鑑》220卷，是記宋、遼、金、元時期史事的編年體史書，邵晉涵對此書撰寫出力較多。高士奇，編撰《左傳紀事本末》53卷。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80卷；此書撰成於《明史》之前，可與《明史》相考證，是紀事本末體史書中較好的著作。浦起龍，在前人注釋的基礎上，撰《史通通釋》，注《史通》之用典，釋《史通》之論旨，在史學理論方面有參考價值。總的來看，這些史家的撰述，不少屬於重修、補撰之作，開創性的撰述不多。清代後期傳統史學的延續，大致屬於這類性質，且呈江河日下之勢。今撮其要，略述如下：

  關於前朝史撰述。清代前期，史家在元史、蒙古史方面的撰述較多，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清代後期，這方面的成績也很突出，主要有：魏源撰《元史新編》95卷。這書參訂舊史，博採元人撰述，吸收邵遠平、錢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而成書，文字流暢可讀。洪鈞撰《元史譯文補證》30卷（內缺10卷）。作者以出使俄、德、奧、荷的條件，藉助于波斯人拉施特哀丁所著《史集》的俄譯本和多桑《蒙古史》的英譯本等外國學人著作，撰成此書，考證、補充《元史》的誤闕，於先元時期的蒙古史尤有裨益。這是中國學者利用外國文獻研究中國歷史較早的嘗試。屠寄撰《蒙兀兒史記》160卷，作者利用舊史，吸收魏、洪成果，兼以對西北、東北實地考察所得，撰成此書，內容豐富，考證精賅。其《凡例》說明本書對材料的處理次第是：「《秘史》無者，乃取之《元史》及《親征錄》。史、錄無者，旁采之元、明人著述。必華書一切俱無，始不得已而擇取近代譯述之史文。每一名物，全書前後一貫，以省讀者心目之力。」這是清代學人200多年中研究、撰述元史、蒙古史的集大成者。後來，柯紹忞又在洪、屠研究的基礎上，撰成《新元史》257卷，那是民國八年（1919）的事了。以上都是紀傳體史書。採用編年體撰述前朝史的，主要有夏燮的《明通鑑》100卷。此書包括「明前紀」，記元末事；「明紀」，記明朝事；「附編」，記南明事，而用清朝年號。全書材料豐富，作者撰有考異，以明材料的去取異同。作者之意，是以此書接《續資治通鑑》。以紀事本末體撰述前朝史者，主要有李銘漢所撰《續資治通鑑紀事本末》110卷。此書吸收陳邦瞻、畢沅等人的撰述成果，融匯、改作而成。其中元代部分21卷，為作者次子李於鍇續成。全書記宋、遼、金、元事，上接袁樞《通鑑紀事本末》。還有李有棠所撰《遼史紀事本末》40卷、《金史紀事本末》52卷。這二書，是為補《通鑑紀事本末》以下歷朝紀事本末之闕而作。二書正文，各據《遼史》、《金史》等正史；其考異則分別參考《契丹國志》、《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其他各種撰述數百種，以及《大金國志》、《金節要》、《金志》等各種文獻數百種，文字分量多於正文。它們因事命篇，便於反映遼、金的歷史面貌，且於正史有考訂之功。

  關於人物傳記彙編。這主要有錢儀吉所輯《碑傳集》和繆荃孫的《續碑傳集》。《碑傳集》（初名《百家征獻錄》、《五百家銀管集》）160卷，又卷首2卷、卷末2卷。作者搜集500多種碑版狀記、方志別傳、諸家文集輯成此書。全書分為宗室、功臣、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撫、河臣、監司、守令、校官、佐貳雜職、武臣、忠節、逸民、理學、經學、文學、孝友、義行、方術、蕃臣、列女等25類，收錄自天命至嘉慶六朝200餘年中2200餘人傳記，並一一註明材料來源。《續碑傳集》86卷，是作者博採清人著述及若干方志凡300餘種輯為此書。其體例略仿《碑傳集》，於分類上刪去宗室、功臣、逸民，合併理學、經學為儒學，新增客將收錄華爾、戈登等，共22類。全書收錄自道光至光緒四朝約90年間1100餘人傳記，其中輯者自撰10餘篇。對所收錄傳記之有錯誤者，乃為夾注，予以考證。這兩部清代人物傳記彙編共收入人物3300餘人，內容豐富，頗多參考價值。其揚善隱惡之弊，為歷來碑傳、行狀之難免，唐代史家已極言之；故在採用上，仍需做具體分析。近人閔爾昌輯成《碑傳集補》60卷、附錄1卷，以補二書之不足，所補以清末人物居多，也有參考價值。此外，清代前期，阮元於嘉慶四年（1799）撰《疇人傳》46卷。而後，道光二十年（1840）有羅士琳撰《續疇人傳》6卷，光緒十二年（1886）有諸可寶撰《疇人傳三編》7卷，二十四年（1898）有黃鐘駿撰《疇人傳四編》11卷、附卷1卷。它們在科學史上有一定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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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史注和史書輯佚。清代後期的史注，成就突出的是王先謙的《漢書補註》。自南朝至隋唐之際，治《漢書》成為專門之學，稱為「《漢書》學」。唐初顏師古承家學影響，作《漢書注》，從文獻學上總結了唐初以前人們研究《漢書》的成果，是史注中的佳品。自宋迄清，研究《漢書》的成果代有所出，但總的來看，尚未有取代顏注者。王先謙博採宋、元、明、清諸家之說，尤重清人考辨成果，在顏注的基礎上作成此書。王注搜羅繁富，於制度、地理的考訂尤見功力，可與顏注相媲美，並行而參用。王先謙是著名的歷史文獻學家，他還有《後漢書集解》、《合校水經注》、《日本源流考》等述作，又曾編印《十一朝東華錄》、《皇清經解續編》等書。這時期的史注比較重要的還有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15卷，這是關於《蒙古秘史》的注本。作者參據正史，搜羅宋、金、元三朝有關史乘筆記，吸收本朝學人撰述成果，凡六七十種，注成此書。在考訂史實、疏通史文方面，對原書多有功績，對清人的蒙古史、元史研究多有裨益。還有沈曾植的《元秘史補註》15卷，李注詳於地理，而此書則詳於史事和音讀，以及人名、地名的考證。這兩部史注，是清代學者關於蒙古史、元史研究和著述的一部分，它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清人對於這個領域的重視。這時期的史書輯佚，以湯球用力頗多，所得甚豐。魏晉南北朝時期，關於東漢史、三國史、晉史的著作各有多種，故《隋書·經籍志》有「一代之史，至數十家」之嘆。裴松之《三國志注》保存了豐富的三國史撰述成果；唐、宋以後，諸家東漢史、晉史，除范曄《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志》和唐修《晉書》外，都已散佚。清代前期，汪文台輯成《七家後漢書》，約略可見當時撰述的風貌。湯球的史書輯佚，乃集中於諸家晉史的佚文零簡。輯有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云、蕭子顯、沈約九家《晉書》，以及陸機、干寶、曹嘉之等九家編年體史，還輯有習鑿齒《晉陽秋》、杜建業《晉陽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等，這對於後人認識兩晉、十六國時期的歷史面貌和兩晉至南北朝時期的史學面貌，有很大幫助。此外，他還輯有劉珍等《東觀漢記》、皇甫謐《帝王世紀》、譙周《古史考》等書。《清史稿·湯球傳》說他「少耽經史，從（俞）正燮、（汪）文台游，傳其考據之學」。他的史書輯佚工作，在中國史學上應占有重要的位置。

  清代後期，傳統史學的延續並不限於這幾個方面，其他如方志的纂修、歷史筆記的撰述，都有一定的成績。這裡所說的，是比較重要的幾個方面。此外，官修史書也還在延續，為著敘述上的方便，已在闡述清代前期史學時約略論及，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