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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阮元和龔自珍

2024-08-14 18:45:02 作者: 瞿林東著

  一、阮元在歷史文獻學上的成就

  阮元在歷史文獻整理方面的成就和龔自珍歷史思想的時代特色,反映出清代前期史學發展的最後一幕。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江蘇儀征人。死後賜諡文達,後人多稱他文達先生。龔自珍(1792—1841),字璱人,號定庵,另有別名、別字、別號多種稱呼,清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們的卒年,中國已進入了近代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中國古代史學上最後兩位有影響的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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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史學來看,阮元「是一個史料辨析者」,他採用由訓詁字義以明義理的治學方法,「廣泛地引申於歷史材料的判別」[114],在歷史文獻學上取得了突出的貢獻。舉凡目錄、版本、校勘、輯佚、金石文字,以及在整理、編輯文獻的方法和對於有些文獻的闡發上,都取得了那個時代足以引起人們關注的成就。

  阮元在校勘學上的成就,使他在當時的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望。這突出地表現在他撰寫的《十三經註疏校勘記》243卷這一著作上。他撰此書,仿唐人陸德明《經典釋文》的體例和要求,參考唐石經及宋、元各種版本,詳加校勘,首尾歷20年之久乃成。阮元認為,此書做到了「異同畢錄,得失兼明」,堪稱「我大清朝之《經典釋文》也」[115]。他為《校勘記》所撰的13篇序,對各經註疏源流、得失,版本優劣、真偽,校勘的根據和方法,均有所說明,在歷史文獻學上的價值尤為突出。

  阮元極重視文獻的版本,他在這方面的主要成績是主持刊刻了宋本《十三經註疏》和《太平御覽》這兩部大書。他與友人合作,整理、刊刻《太平御覽》的原則是「全依宋書不改一字」,認為:存《御覽》一書,「即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實為「宇宙間不可少之古籍」[116]。阮元詳考《十三經註疏》版本源流,指出「十行本為諸本最古之冊」[117],乃以家藏「十行本」為主,參照他人善本,在盧宣旬、黃中傑等協助下,歷時19個月,刻成宋本《十三經註疏》,並將所撰《十三經註疏校勘記》分別附於各經之後。這被譽為是一件「盛事」,是阮元「嘉惠士林之至意」[118]。阮元在主持校刻這兩部大書的過程中,非常強調後人不應「憑臆擅改」古書,「俾後之學者不疑於古籍之不可據」[119]。這足以看出他治學的嚴謹和對後人負責的精神。

  阮元在金石文字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成就亦多,自稱做了10件事,如編訂《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撰《積古齋鐘鼎款識》等(《金石十事記》,見《揅經室三集》卷三)。他認為,金石文字「所可以資經、史、篆、隸證據者甚多」[120]。阮元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待金石文字的。龔自珍評論說:「公謂吉金可以證經,樂石可以劻史。」[121]

  阮元在歷史文獻學上的成就,在中華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他雖然扮演了總結18世紀漢學思潮的角色,但他在學術思想上又具有「匯漢、宋之全」[124]和「持漢學、宋學之平」[125]的特點。他在經學方面較多地總結了清人的成果,而在歷史文獻學方面較多地繼承了宋人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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