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史意」與「別識心裁」

  章學誠論「史意」與「別識心裁」，是《文史通義》對《史通》之繼承和發展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史通》和《文史通義》都是通論史學的專書，大抵說來，前者著重史書內容和形式的評論，後者著重於史家撰述思想的評論。章學誠的書，顧名思義，其意在於「義」。對於這一點，他是十分強調的，指出：「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104]寥寥數語，道出了他同劉知幾在史學評論上的異趣。所謂「截然兩途，不相入也」，未免言之過分，說得太絕對了，因為他同劉知幾之間畢竟還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繫。儘管如此，他提出「史法」和「史意」這兩個史學理論範疇的區別，還是反映出了唐宋迄於清代前期史學評論之發展上的主要特點。對此，章學誠曾做過這樣的概括，他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可見，他對這一發展看得很清楚。

  章學誠重視史意的思想，貫串於《文史通義》全書之中，但也有論述得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在《言公》上篇中寫道：「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105]他在《申鄭》篇中進而指出：「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106]由此可以看出，章學誠所說的「史意」，本上承於孔子所說的「義」。在上引兩段文字中，章學誠強調「事」與「文」都是用來表現「義」，即認為史事與文采是反映一定的歷史思想的途徑和形式。因此，「史家著述之道」，當以「義意所歸」即以一定的歷史認識和思想境界為追求的目標。聯繫上文所述，在章學誠看來，「史識」是史家的具體論斷，「史意」則代表著史家的思想體系。這從他下面的一段論述中也可以得到證明，他說：「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107]他說的「家學」，是他所闡述的自《春秋》以來的、能成「一家著述」的史學家法的傳統。他在這裡對於「義」的發揮，實際上已包含著對司馬遷、杜佑、司馬光、鄭樵、袁樞等人之撰述思想的總結，這在《釋通》、《申鄭》篇中有精闢論述。據此，可以把章學誠所強調的史學之「義意所歸」的思想，概括為如下幾個要點：一是明大道，二是主通變，三是貴獨創，四是重家學。其中貫串著尊重傳統而又不拘泥於傳統的創新精神，而「別識心裁」、「獨斷於一心」正是這個思想的核心。章學誠論「史意」，其要旨大致如此。

  「史意」的積極精神在於創新，故章學誠於「別識心裁」屢屢有所論及。他認為自馬、班、陳、范以後，紀傳之史「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則近乎於「科舉之程式」[108]。這是批評「正史」在發展中缺少「別識心裁」的史家。他稱讚鄭樵繼承《史記》的事業，「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109]。他比較鄭樵和馬端臨說：「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110]所謂「獨斷之學」也就是「別識心裁」。他自謂撰《湖北通志》，「遂用別識心裁，勒為三家之學」[111]。由此看來，所謂作史「義意所歸」，其生命力即在於史家的「別識心裁」。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提出的史學理論問題不限於以上三個方面，他如「六經皆史」說（《易教》），關於通史的理論（《釋通》），關於「知人論世」的史學批評方法論（《文德》），關於歷史文學的理論（《文理》、《古文十弊》）等，也都是重要的理論問題。《文史通義》中的《原道》三篇，是闡述歷史思想的名篇。他的《校讎通義》是一部系統的歷史文獻學的理論著作，其中《原道》篇結合社會發展總結了歷史文獻發展的規律，《宗劉》以下各篇從理論和歷史兩個方面總結了古代歷史文獻學的成就。章學誠是全面總結中國史學理論的最後一個傑出的古代史家，他的《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標誌著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在基本體系之發展上的終結。

  章學誠同乾嘉時期的考史學者一樣，都沒有擺脫「六經」的藩籬。他也力主史學的經世致用，但他在歷史批判精神方面較之於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卻又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