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官修史書的主要成就

  一、修撰《明史》

  清代官修史書，關於本朝史方面的，主要有實錄、方略、會典和清「三通」等項；關於前朝史方面的，主要有《明史》和續「三通」。

  清修《明史》，歷時近百年，在《二十四史》的修撰中是罕見的。清朝統治者於入關的第二年即順治二年（1645），以勝利者的姿態設立明史館，著手修撰《明史》。但此次設館，只是議定修撰體例，並無實質上的撰述工作。這在當時，與其說是具有史學上的意義，毋寧說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34年後，即康熙十八年（1679），在全國形勢相對穩定的條件下，明史館開始了修史工作。大學士徐元文任總裁。徐元文是顧炎武的外甥，他力薦精於明史的萬斯同參與修史。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學生，他出於對故朝史事的眷念，應聘入京，但不任職、不署銜，以布衣參史事，所有纂修官史稿均由其核定。其後，張玉書、王鴻緒相繼任總裁，仍以萬斯同主其事。萬斯同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去世之前，纂成《明史稿》500卷。而後，王鴻緒據此更加增損，編次為310卷，題為自撰，分別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雍正元年（1723）進呈。雍正二年，詔以張廷玉為總裁，對王鴻緒《明史稿》再加訂正，至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是為《明史》。乾隆四年（1739）刊行，題為張廷玉等撰。

  《明史》332卷，包括本紀24卷、志75卷、表13卷、列傳220卷，記述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史事。張廷玉在《上明史表》中追敘了康熙、雍正兩朝對於《明史》修撰的重視，也肯定了「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實頗詳」。追本溯源，萬斯同當居首功。萬斯同治史，尤重於事實的考核。他的方法是：「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1]其所書者「有可損」，其所未書者「不可益」，這就是張廷玉說的「首尾略具，事實頗詳」。《明史》雖幾經增刪而成，但它畢竟有一個很好的基礎，故「在《二十四史》中——除馬、班、范、陳四書外，最為精善」[2]。

  《明史》的紀，寫得詳略得體，無煩冗之詞，也避免了求之過簡、猶如大事編年的弊病。《明史》的志、表、傳，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從中可以窺見明代歷史的一些特點。如《歷志》詳載明末徐光啟等採用西曆改革曆法的過程，以及崇禎「已深知西法之密」，並詔頒新曆，「通行天下」，旋因明亡，竟未實行。《兵志》不獨載明代兵制，還記述了火器、車船的建造和功用。這些，是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明代科學技術的情況。《藝文志》序記載了明成祖的指示：「士庶家稍有餘資，尚欲積書，況朝廷乎？」反映出明朝統治者對於經籍的重視。《藝文志》只著錄明代「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不載「前代陳編」，這是實踐了劉知幾《史通·書志》篇提出的編撰思想。如《宰輔年表》記載了洪武十三年（1380）「革中書省左、右丞相，左、右丞，參政等官」之後內閣輔臣任免情況。《七卿年表》是《明史》獨創，記歷朝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它反映了「明太祖十三年罷丞相，政歸六部，部權重也」這一重大變革，是《宰輔年表》的姊妹篇。《閹黨傳》記宦官黨羽毒害政治、禍國殃民，從一個方面揭露了明朝統治的腐敗。以《流賊傳》記明末農民起義，明朝遺臣、清朝新貴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明史》諱言清兵入關前明廷與建州三衛的關係，以及清兵入關後南明的史事，在這一點上，它遠不如元人所修《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