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圻和《續文獻通考》

  李贄去世的第二年，即萬曆三十一年（1603），王圻所撰《續文獻通考》刊行於世。這部典制體歷史巨著的誕生，是晚明史學的又一個重大成就。

  王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歷官陝西布政參議。後罷絕仕途，「築室淞江之濱，種梅萬樹，目曰『梅花源』。以著書為事，年逾耄耋，猶篝燈帳中，丙夜不輟。所撰《續文獻通考》諸書行世」[100]。王圻所撰諸書，見於《明史·藝文志》著錄的有以下幾種：《續定周禮全經集注》14卷（經部禮類），《續文獻通考》254卷、《兩浙鹽志》24卷（史部故事類），《東吳水利考》10卷（史部地理類），《三才圖說》106卷（子部類書類），《鴻洲類稿》10卷（集部別集類）；其未著錄著者，還有《稗史彙編》175卷。以上，除《鴻洲類稿》（亦作《洪洲類稿》）是他的詩文集外，都是歷史著作或與歷史有關的著作。清人評論王圻說：「圻所著述，如《續文獻通考》、《三才圖會》（按即《三才圖說》）、《稗史類編》諸書，皆篇帙浩繁，動至一二百卷。雖龐雜割裂，利鈍互陳，其采輯編排，用力亦云勤篤。計其平日，殆無時不考古研今。」[101]在著述的繁富上，王圻是可以同王世貞並駕齊驅的。

  《續文獻通考》是王圻的代表著作。這部包含254卷的典制史巨著，共分為30門：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節義、職官、郊社、宗廟、王禮、諡法、樂、兵、刑、經籍、六書、帝系、封建、道統、氏族、象緯、物異、輿地、四裔、方外。書首載有王圻於萬曆十四年（1586）所書凡例16條，以及他所撰的《續文獻通考引》；還載有溫純序文（萬曆三十一年）、周家棟序文（萬曆三十年）、許維新書後（萬曆三十一年）。王圻在本書引言中簡略地說到了他撰寫此書的目的：「文與獻皆歷朝典章所寄，可缺一也與哉？貴與氏（按指馬端臨）之作《通考》，窮搜典籍，以言乎文則備矣，而上下數千年忠臣、孝子、節義之流及理學名儒類皆不載，則詳於文而獻則略。後之說禮者能無杞、宋之悲哉！」[102]質言之，在馬端臨《文獻通考》的基礎上，充實「獻」的部分，即「忠臣、孝子、節義之流及理學名儒」的言論，使「文」與「獻」都得以廣泛流傳，「俾往昔賢哲舉得因事以見姓名，而援古據今之士不至溟涬無稽」。在書的內容所包含的時限上以及門類的劃分上，他是「輯遼、金、元暨國朝典故以續其後，而又增節義、書院、氏族、六書、諡法、道統、方外諸考，以補其遺」。至於這書的撰述經過，作者並未論及。據溫純序說，王圻同他同舉進士，又同應召，乃「日相與聚談今昔典故」，知王圻有致力文獻之志，「肆力搜羅，且四十年，遂成此考」。從萬曆三十年上推，「且四十年」恰當嘉靖之末，王圻「搜羅」資料的工作當開始於此時。他在萬曆十四年手書凡例16條，或許是他正式撰述的開始。前一階段大約二十一二年，後一階段大約十七八年。

  在典制史撰述上，《續文獻通考》有三個方面是很突出的。首先，是門類的增多，唐代杜佑撰《通典》，全書分為9門。元初馬端臨認為：「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103]根據這一認識，馬端臨所撰的典制史《文獻通考》，全書分為24門。王圻撰《續文獻通考》，在這24門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節義、諡法、六書、道統、氏族、方外諸考。這六考中，諡法、六書、氏族等目，已見於鄭樵《通志》的《二十略》；節義、道統、方外等目，是王圻所創立的。典制史之門類這種逐步增多的趨勢，確如馬端臨所說，是「時有古今，述有詳略」的客觀需要。這裡，包含著史學發展與歷史發展之相互關係的認識。王圻所增節義一門，反映了明代社會統治者在思想領域的特點；所增道統一門，一方面是反映了「世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代學人對思想的歷史萌生了全面考察的要求；所增方外一門，反映了佛、道在社會生活中還有相當大的影響。王圻於各門之下，有的也增設了細目，往往反映出當時國計民生的迫切問題，這在下文還會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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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十分重視遼、金典制。《續文獻通考凡例》第一條指出：馬端臨《文獻通考》絕筆於宋，然自宋寧宗嘉定（1208—1224）以後事，「什不得一」，而元代典故自亦未備，本書「悉依貴與目錄，編次成帙」。這是本書所「續」之由來，即交代了它記事的上限。凡例第二條很重要，它指出：「宋真［宗］以後，遼、金事跡十居六七。舊考削而不入，豈貴與乃宋相廷鸞子，故不樂敘其事；抑宋末播遷之際，二國文獻不足，故偶缺耶？然輿圖之沿革，祥異之昭垂，及政事美惡之可為戒法者，惡可盡棄弗錄。余故摭其大節，補入各目下，事則取之史乘，序則附之宋末。」[104]《續文獻通考》上接南宋嘉定，囊括元代，下迄於明代當世，自無疑義。難得的是，王圻能夠如此重視遼、金事跡，可謂史家卓識。儘管元、明大一統的歷史會改變人們的民族關係觀念，對歷史提出更深刻的認識，但歧視「夷狄」的傳統觀念，畢竟不是可以一下子就消失的。在這一點上，王圻的歷史思想是反映了歷史的進步的。他沒有去指摘馬端臨，而是提出兩種人們都不難理解的可能性，反映出他對前朝史家的敦厚和寬容。

  《續文獻通考》記載了自宋寧宗嘉定以後至明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以前，大約400年間，包括南宋、遼、金、元、明五朝的典章制度[105]，是《通典》、《通志》、《文獻通考》諸多續作中的佳作，代表了明代史家在典制史撰述上的成就。

  王圻的另外兩部資料性著作，也頗具特色。一是《稗史類編》（一作《稗史彙編》）175卷。此書搜采野史筆記，分類編次，為28綱、320目，所載引用書目達808種之多。它同王世貞的《明野史匯》一樣，反映了明代稗史之盛和學人對它們的重視。二是《三才圖說》（一作《三才圖會》）106卷，彙輯諸書圖譜以類成編，包括天文、地理、人物、時令、宮室、器用、身體、衣服、人事、儀制、珍寶、文史、鳥獸、草木等類。其例，先圖後文。這書採摭浩博，是關於天、地諸物和人的形象的歷史文化類書，有較高的文化史價值。

  王圻是一個知識淵博、興趣廣泛又有明確治史目的的史學家；他對歷史文獻的善於利用，是他在史學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這兩點，也正是王圻史學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