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贄歷史評論的批判精神

  李贄的主要撰述有《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前者是歷史評論著作，後者是詩文集而重于思想評論，它們在史學史和思想史上各有重要的地位。他還編有《初潭集》，合《世說新語》與《焦氏類林》成編，其批點、評論，也反映出他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

  《藏書》68卷、《續藏書》27卷，是李贄關於歷史人物評述的兩部著作。《藏書》取材於歷代正史，記戰國至元末約800個歷史人物。《續藏書》取材於明代人物傳記及有關文集，記明代萬曆以前約400個歷史人物。從歷史思想來看，《藏書》所包含的歷史評論的批判精神，具有突出的史學價值。李贄的歷史評論的批判精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表現在對歷史評價的理論認識上。李贄認為：「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90]這是肯定了人們認識事物的「是」與「非」是可以同時存在的，不僅可以「並行」，而且可以「並育」，即促進認識的發展。李贄進而指出：漢、唐、宋三代，「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這是明確地提出，在歷史評價上，應當改變「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傳統價值觀念。在他看來，千百年中只遵循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就等同於沒有是非可言，更談不上「是」與「非」的「並行」、「並育」。李贄還認為：「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怎麼能以孔子的是非為定論呢。李贄提出的這些論點，在歷史評論的理論發展上，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唐代劉知幾曾大膽地提出「疑古」、「惑經」，表現出了他在歷史評論和史學批評上的批判精神。不過，他所「疑」之「古」、所「惑」之「經」，只是就一些具體的史文和記載說的；而李贄則是從歷史評論的基本原則即歷史評價的標準上提出了異議。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上曾有一派主張，即歷史撰述在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應效法《春秋》。針對這一類主張，唐人皇甫湜提出：「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91]這是表明，作為「良史」，在歷史撰述上不必盡效法《春秋》。而李翱的《答皇甫湜書》也提出了「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92]，作為歷史評價的原則。他們提出的「是非與聖人同辨」、「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的思想，反映了史家在歷史評論上自覺意識的增強。但是，所謂「善惡得天下之中」、「用仲尼褒貶之心」的不同價值原則，則又表明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春秋》思想的羈絆。李贄在前人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大步，他主張在歷史評價的是非上，史學家應當有自己的是非標準，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突破「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傳統觀念。儘管李贄在歷史評價的是非上帶有一定的相對主義的色彩，但這並不是他要宣揚的主要之點；要求突破傳統思想束縛的批判精神，畢竟是居於主導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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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表現在對於歷史進程的認識上。李贄對歷史進程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即把歷史進程看作是種種不同歷史人物活動的軌跡；不論這些歷史人物活動的性質及其後果如何，都應當在這個軌跡上反映出來。《藏書·世紀》部分，就是按照這個認識編撰的。他在《藏書》卷二《世紀·混一諸侯》一目之下，列舉了秦始皇帝，在《匹夫首倡》下寫了陳王勝，在《英雄草創》下寫了西楚霸王項羽，在《乘時復業》下寫了齊王田橫，最後在《神聖開墓》下寫了漢高祖皇帝。按照同樣的道理，王莽、公孫述、曹魏、孫吳、劉蜀、南朝、北朝，以及李密、竇建德等，都一一列於「世紀」之中。他對歷史進程的這種看法，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擺脫了「天命」論的窠臼；二是基本上跳出了「正統」論的圈子。同時具備這兩個方面批判精神，在他以前的史學家中是少見的。李贄以混一諸侯、混一南北、華夷一統分別評價秦、隋、元三朝的歷史，以東晉為南朝開端、劉淵為北朝起始等見解，也都不與前人雷同。李贄還認為：歷史上的「治」與「亂」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亂之終而治之始也」，「治之極而亂之兆也」。他是用人們物質生活的「文」與「質」的相互轉化來說明這種現象的。可見，他對於歷史上治亂的認識是具有樸素的唯物思想和辯證思想的。但他沒有指出在「一文一質，一治一亂」中歷史的進步，反而認為「一治一亂若循環」，暴露出他在歷史觀上的局限性。

  最後，是表現在他對眾多歷史人物之與眾不同的評價上。由於以上兩個原因，李贄在評價歷史人物方面，往往能是前人所未能是，亦往往敢非前人所未敢非。他稱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稱陳勝是「古所未有」，稱項羽「自是千古英雄」，說西漢元、成、哀、平四帝「不足稱帝」等，都表明他敢是敢非的獨立見解。這種獨立見解，突出地反映在他對歷史人物的分類上。李贄把帝王以外的歷史人物分為8大類：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賊臣、親臣、近臣、外臣。每類又分若干門，如大臣分為5門：因時、忍辱、結主、容人、忠誠。名臣分為8門：經世、強主、富國、諷諫、循良、才力、智謀、直節。儒臣分為2門：德行（含德業、行業）、文學（含詞學、史學、數學、經學、藝學），等等。這說明李贄對於歷史人物有一個自成體系的全面認識，而他對每一個、每一門以至每一類歷史人物的劃分，實際上已包含著對他們的評價，反映出他不同於以往評價歷史人物的一些見解。其中，他對「儒臣」的批評尤為激烈。他說：「儒臣雖名為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跡而不能造其域，卒為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93]他對於儒臣的這種否定，不免失於偏激，但他批評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自詡，是一種否認歷史連續性的錯誤認識，認為千數百年中「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94]他批評隋末王通「學未離門戶，教不出垣牆」，「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為後世之必當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平也，況其徒乎！」[95]這反映出李贄的歷史進化思想，跟上文所引他關於治亂循環的說法，並不一致，說明他思想的矛盾。像這樣的一些批評，都是很有見地的，而顯示出他的批判的鋒芒。

  自《史記》以下，歷代正史中都有一些類傳；魏晉南北朝以後，各種專題性質的傳記如雨後春筍，而正史中類傳的名目也時有變化，這無疑啟發了李贄對於歷史人物的分類和評論。但是，像《藏書》這樣對歷史人物提出了整體性的認識，並按他們的身份、事功、專長、性格等做詳細的分類和評論，大膽倡言作者的批判性見解，以前還不曾有過。這是李贄對中國古代史學的貢獻，而尤其是對歷史評論發展的貢獻。

  這裡，附帶說一說《史綱評要》這部書。據康熙《麻城縣誌》記，李贄所著書中有《史綱》一部。又據康熙時人吳從先所作《史綱評要序》稱：「若其凌轢無狀，信非卓吾不為，非卓吾不能矣」；「予所疑，疑所藏者，必不疑卓吾」。因此，今人一說，以《史綱評要》為李贄所撰。[96]現姑依此說，略述其書，存而備考。

  《史綱評要》凡36卷，編年體，起「三皇五帝紀」訖「元紀」。史文甚簡；評論尤簡，少的只有一個字，多的也只有幾十個字。書名稱為「史綱評要」，頗得體。其性質，是一部歷史評論之書。而它在歷史評論方面有兩個特點：一是突破傳統的藩籬，多有新見；二是嬉笑怒罵皆寓褒貶。例如，它評論秦的統一，指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個世界。是聖是魔，未可輕議。」[97]所謂「掀翻一個世界」，乃發前人之所未發。他評論漢武帝下詔罪己，認為：

  漢武惟此一詔可謝高帝、文帝。天下大壞而得以無恙，佛門之懺，聖門之政，過天地之風雷，可不勇哉！[98]

  這是充分肯定了漢武帝下詔罪己的大智大勇及其歷史作用。

  又如它評論唐高祖傳位唐太宗的詔書說：

  太祖此詔，最為得之。於是知向之立建成者為非是矣。蓋此天下乃太宗上獻之太祖，非太祖下傳之太宗者也。豈與世及之常例乎！

  這是對一個久有爭議的問題所發表的極奇特的見解。

  再如，武德八年之下記：

  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召親戚酣宴凡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矣。」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其評論之語是「妙人」，「老頑皮」[99]。

  《史綱評要》一書，在歷史評論的見解上，多有啟發人的地方，然就史筆而言，可以借鑑的地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