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世貞的史學批評理論

  在中國古代史學上，關於國史、野史、家史的評論，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關於它們在史學價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著不少爭論。這些看法和爭論，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學批評中的方法論問題。

  王世貞針對本朝的史學，就國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闡述了精闢的見解。他說：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70]

  這一段話，概括地指出了國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終於「不可廢」的方面，言簡意賅，可謂史學批評上的確論。其中，包含著在史學批評方法論上的辯證認識，反映了王世貞的卓見。他所總結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諛而善溢真」的三種情況及其有關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論的意義。

  在古代史學批評史上，這是經過漫長的道路和反覆的認識才達到的。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這種情況當然不限於明代史學。《史通·古今正史》關於唐初以前國史撰述的批評，頗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現象。如它借用班彪的話，批評揚雄、劉歆「褒美偽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批評曹魏王沉《魏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指出十六國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劉淵時史事及功臣傳，「甚得良史之體」，但遭到他人誣陷，被劉聰「怒而誅之」。後趙石勒時，史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還有其他史臣「相次撰述」；而至石虎時，「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後燕董統撰國史「後書」30卷，「但褒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前秦史官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撰述國史，苻堅見書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北魏史官崔浩「敘述國事，無所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由此而致「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唐高宗、武則天時，史臣許敬宗所作國史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從劉知幾的這些批評來看，可見王世貞所說的「人恣」這個「恣」字，真是入木三分。國史一般出於官修，因有權勢作為後盾，故而有一些人得以對撰史工作採取恣意放縱的做法。上述諸例，概而言之，有兩種恣意放縱的做法。一是出於史官本人，如許敬宗撰史，「曲希時旨」、「猥飾私憾」，結果是「凡有毀譽，多非實錄」；二是出於最高統治者，如劉聰之誅公師彧、石虎之刊削國史、苻堅之焚滅國史，以及拓跋燾之誅崔浩、夷三族、殺同作、廢史官。其結果，都使歷史真相被掩蔽起來。這兩種情況，殊途同歸，對歷史撰述起了「蔽真」的作用。

  唐初以後，這種「人恣」而「蔽真」的情況，也還不斷有所發生，而在歷朝實錄撰寫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如晚唐時期，對於韓愈主持撰寫的《順宗實錄》，「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71]。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宦官攻擊《順宗實錄》，鼓譟之聲不絕，終於導致了文宗朝對《順宗實錄》的修改，刊削了其中所書德宗、順宗朝有關「禁中事」，掩蓋了宦官的惡跡。其後，唐武宗會昌年間，又發生了對文宗大和年間撰成的《憲宗實錄》進行「重修」[72]的事情。這跟當時的宦官集團同官僚集團的矛盾、鬥爭有一定的聯繫，而癥結則是涉及實錄所記「禁中之語」[73]。又如《明實錄》，問題更多。揭其主要者有：第一，《太祖實錄》撰於建文之時，而永樂年間竟然兩次改修，以證朱棣確係受命之主。第二，《英宗實錄》中記景泰朝史事多達87卷，但實錄中不承認有景泰帝，而稱其為郕戾王。第三，焦芳等所修《孝宗實錄》、霍維華等改修之《光宗實錄》，皆迎合權貴，頗多曲筆。第四，明世宗時，竟然命史臣為他的沒有當過皇帝的父親興獻王，也撰寫了所謂《睿宗實錄》，成為笑談。王世貞在揭示明朝「國史之失職」的幾種情況時說：「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74]

  可見，在中國史學上，「人恣而善蔽真」的弊病的存在，是無可諱言的。問題在於史學批評家們如何估量這一弊病，進而如何估量歷代國史撰述。即以明代史學而論，有人針對上述《明實錄》中存在的問題，便認為明代「無史」[75]。還有人說：「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總在一誣妄之世界。」[76]這樣的批評，無疑是全部否定明代史學的成就，而首先是否定《明實錄》的史學價值，顯然是片面的。史學批評中的這種片面認識，也反映在一些史學家和史學批評家對有的「正史」的認識上。如李百藥批評魏收「既緣史筆，多憾於人」，並渲染魏收時人攻擊《魏書》為「穢史」的說法，對《魏書》採取否定的態度。[77]蕭穎士批評《史記》說：「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78]葉適未曾深考紀傳體史書的優點，也對《史記》「史法遂大變，不復古人之舊」[79]，頗多微詞。像這樣的一些批評，在方法論上都是有悖於辯證認識所致。

  劉知幾著《史通》，被人稱為「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80]。然而劉知幾之批評歷代國史撰述，從總體上看，他在方法論上並未陷於片面性，反映出他的辯證的認識。而在具體論斷上，他稱讚王銓《晉書》「編次有序」、干寶《晉紀》「直而能婉」；稱讚柳虬所撰北周國史，「直辭正色，事有可稱」；稱讚唐初史官李仁實所撰本朝人傳記，「載言記事，見推直筆」等；他還肯定朱敬則、徐堅、吳兢等對國史的整理和撰述。從上文所引來看，他對前趙、後趙、前秦、北魏的一些史官的撰述，評價也是很高的。《古今正史》篇最後說：「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系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這是劉知幾對古今正史（包括國史撰述）做了總的考察之後得到的結論。

  請記住𝕓𝕒𝕟𝕩𝕚𝕒𝕓𝕒.𝕔𝕠𝕞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王世貞對明代史學的批評是很激烈的，他認為：「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也。」[81]明朝最高統治集團不僅沒有組織編撰紀傳體的國史，就連起居注也付諸闕如。王世貞的這個批評並不過分。但他在指出「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時候，還是肯定了國史即歷朝實錄在「敘章典、述文獻」方面的「不可廢」。在這一點上，他跟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方法論是相通的。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王世貞這裡說的「野史」，是同「國史」相對而言的。在中國史學上，歷來還有以「野史」同「正史」相對而言的。南朝梁人阮孝緒著有《正史削繁》，其後《隋書·經籍志》史部有「正史篇」居群史之首，而劉知幾《史通》則有《古今正史》篇，於是「正史」說法相沿成習，其含義多據《隋志》，即指紀傳體通史和皇朝史。至清代，則專指《二十四史》。唐人陸龜蒙有詩云「自愛垂名野史中」[82]，這說明此前已有「野史」之說。陸龜蒙同時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終於龍紀」[83]。兩宋以後，「野史」之說流行，至明代而大盛。

  野史有幾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體裁不拘；三是所記一般限於聞見，且多委巷之說；四是記事較少忌諱。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卷四有「野史不可信」條，作者根據魏泰《東軒筆錄》所記宋真宗朝事一條年代有誤，沈括《夢溪筆談》記真宗朝事一條年代不符、一條以玉帶為「比玉」與事實不合，而做如下結論：「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摭真宗朝三事於左。」洪邁的論斷大致是正確的，但他據此認為「野史不可信」，便在方法論上從正確走向了偏頗。

  野史雜說的產生，是有它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的。儘管歷代具體情況有所不同，而其基本原因則是相通的。《隋書·經籍志二》「雜史」小序說：

  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採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

  這些看法，雖是就「雜史」提出來的，然其論「史官失其常守」而博達之士「各記聞見，以備遺亡」這一社會歷史原因，其論「通人君子，必博採廣覽，以酌其要」這一評論的方法論要求，是可以用來看待「野史」的。劉知幾在《史通·雜述》篇的末了寫道：「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這也是在相近的方法論要求指導下，對待種種「雜述」的態度。人們同樣可以用這種態度來看待「野史」。

  王世貞評論明代野史，是在批評「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的情況下展開的。他說：「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郄而多誣。……二曰輕聽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誕。」[84]他對於每一弊端，都舉出了實例，很有說服力。他把「挾郄」、「輕聽」、「好怪」概括為一個「臆」字，即出於臆想而非全憑事實，因而易於「失真」。但他還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諱忌」，故「不可廢也」。明末喻應益為談遷《國榷》作序，而寫道：西漢以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參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為張本。孫盛以枋頭受嚇，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他又認為：野史之作，「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如椽闕焉」[85]。他的這些話是要說明：西漢以後，國無信史；野史雖有「疏」「偏」「略」的缺憾，但並非根本性的弊端。這就把野史的地位提到國史之上。

  要之，在關於雜史、野史的看法上，從《隋書·經籍志》、《史通》到王世貞，貫穿著一個基本思想，即反映在批評的方法論上的辯證認識。「野史不可信」和西漢以後國無信史的說法，都不免失於片面。

  所謂「家史人諛而善溢真」，王世貞是說「家乘銘狀」不過是「諛枯骨謁金言」罷了，這就必然流於「溢真」。但他還是肯定了家史在「贊宗閥、表官績」方面的作用，認為這也是「不可廢」的。王世貞把家乘銘狀完全視為「諛枯骨謁金言」的虛妄之詞，雖然也有點過分，但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什麼是「家史」？劉知幾說：「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牒》、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86]根據劉知幾的看法，譜系是家史的一種形式。《隋書·經籍志二》有「譜系」篇，其序著重指出了它們在反映社會面貌方面的作用，如說：「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這是從一個方面反映出了當時社會門閥化的重要情況。劉知幾認為，家史所記有兩大局限，一是在內容上「事惟三族，言止一門」；二是在時間上倘若「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87]，所以他對家史的價值評價不高。

  家史本有這樣的局限，加之作者「紀其先烈」，往往自誇，故雖處門閥時代，亦不能免於人們的批評。如劉知幾本人曾撰《劉氏家史》和《譜考》二書，所論、所考「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88]。嚴肅的家史著作尚且如此，更何況淺薄之作。家史如此，銘狀尤然。中晚唐之際，史臣李翱有「論行狀不實奏」。他指出：

  凡人之事跡，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知之。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諡議，以為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如此不唯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而已也。……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89]

  他進而建議：「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王世貞說的家史銘狀「人諛而善溢真」，「諛」、「溢」二字，簡直就是對李翱所論的絕妙的概括。當然，並非所有的銘狀都是如此，但「人諛」而「溢真」，確是不少銘狀的通病。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在方法論方面的遺產，有不少需要發掘、清理和總結的地方。這裡以國史、野史、家史的是非為例，扼要地闡述了史學批評方法上的辯證認識與片面認識的有關論點。從近代以來的史學批評來看，這兩種認識都有很大影響。總結古代史學批評在這方面的遺產，對於科學地認識中國史學的發展，豐富當今史學批評的思想和方法，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