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晚明史學的崛起

  一、王世貞的本朝史著述成就

  明代的史學在晚明時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它的主要標誌是：明代比較著名的史學家如王世貞、李贄、王圻、焦竑、談遷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人；他們的歷史著作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時代特點，在史學發展上占有一定的位置。這大致是指嘉靖、萬曆之際及其以後的明朝八九十年間的歷史。這個時期的史學現象可稱之為晚明史學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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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今屬江蘇）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以文才與史才名於世。《明史》本傳記：「世貞好為古詩文，官京師……名日益廣。」又說：「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57]可謂一代文壇領袖。而關於他的史才，《明史》本傳無一語道之。彰其文才而諱其史才，這正暴露了《明史》撰者對王世貞的國史著述，確有難言之隱。

  其實，明代學人對王世貞的史才是有明確的評價的。陳文燭為《弇山堂別集》作序，稱引時人之論，認為王世貞有「良史才，當修國朝史書」。沈德符著《萬曆野獲編》，多處提到王世貞及其歷史論著，也稱引了時人的評價，如引徐階語說：「此君他日必操史權。」[58]這都可以說明王世貞確以史才名於當時，而《明史》本傳不及於此，甚至連他的著述目錄也一一隱去，是很沒有道理的。

  王世貞的史學成就，主要在於明史撰述方面。他為撰寫本朝的歷史，幾乎用了畢生的精力。他在晚年回顧了自己治史的過程，寫道：「王子（按：其自稱）弱冠登朝，即好訪問朝家故典與閥閱琬琰之詳，蓋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以故相徐公（按即徐階），所得盡窺金匱石室之藏，竊亦欲藉薜蘿之日，一從事於龍門、蘭台遺響，庶幾昭代之盛，不至忞忞爾。」[59]他用30年的時間搜集本朝史資料，後又閱讀了皇家藏書，為的是繼承馬、班之志，以使明朝的歷史不至成為蒙蒙然的一筆糊塗帳。他的這個看法，並不是過分的。如前所述，明朝統治者只修實錄，不修國史；而史官制度的不健全，使纂修實錄的材料來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同時，實錄定稿後，草稿即行焚毀，而定稿又不准流布，於是稗史蜂起，家乘競出，各奮其說，是非難定。這幾乎成了明代史學上的一大痼疾，為有識之士所不滿。王世貞可謂其中最具才志者。

  一生宦途，一生著述。為了寫出一部翔實的明史，王世貞做了浩繁的資料搜集、整理、考訂工作，在編和著方面都有豐富的成果。據《明史·藝文志二》著錄有：《國朝紀要》10卷、《天言匯錄》10卷（正史類）。《弇山堂別集》100卷、《識小錄》20卷、《少陽叢談》20卷、《明野史匯》100卷。原註：「萬曆中，董復表彙纂諸集為《弇州史料》，凡一百卷。」（雜史類）《公卿表》24卷（職官類）。《嘉靖以來首輔傳》8卷、《名卿紀跡》6卷（傳記類）。《藝文志三》著錄有：《札記》2卷、《宛委余編》19卷（雜家類），《畫苑》10卷、《補遺》2卷（藝術類），《類苑詳註》36卷（類書類）。《藝文志四》著錄有：《弇州四部稿》174卷，《續稿》218卷（別集類），《增集尺牘清裁》28卷（總集類）等。其中有幾種不屬於史部書。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弇州四部稿》、《明野史匯》、《弇山堂別集》、《弇州史料》等。

  《弇州四部稿》（亦稱《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含賦部（包括風雅）3卷、詩部51卷、文部84卷、說部36卷。《明史·藝文志》說：四部，「以擬域中之四部州」。其中說部包含7種撰述：《札記內篇》、《札記外篇》、《左逸》、《短長》、《藝苑卮言》、《卮言附錄》、《宛委余編》。這是王世貞的一部詩文集，但說部中有些文章是反映出王世貞的史學思想的。此集大約編輯、刊刻於萬曆五年（1577）王世貞任鄖陽巡撫時，當是他獨領文壇之際。他編的《明野史匯》，不知刊刻於何時，按理亦當在這前後。這是他評論明代野史得失的主要依據。

  《弇山堂別集》100卷，這是王世貞手訂的自撰明史資料書，也是他歷史撰述的代表作。其卷一至卷十九，是關於明朝歷史的筆記，包括《皇明盛事述》、《皇明異典述》、《皇明奇事述》3個部分，涉及朝章典故、君臣事跡、人物軼事、民族關係、中外關係，也有一些詼諧談謔之語。卷二十至卷三十，是《史乘考誤》，前8卷考國史（即實錄）、野史之誤，後3卷考家乘之誤。這是王世貞關於史料辨析的筆記。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詳記帝系及宗藩。卷三十七至卷六十四，是各類史志，凡67目，包括功臣公侯伯、三師、內閣、南北兩京六部首長等，一一記載姓名、籍里、出身、任職時間。卷六十五至卷一百，是各種史考，包括親征、巡幸、親王祿賜、宗室公主即位之賞、之國之賞、來朝之賞、有功之賞、命將、諡法、賞齎、賞功、科試、詔令、兵制、市馬、中官16目。所謂「考」，實質是按專題記述的皇朝大事；其中中官為明代致禍尤深，故特詳記之，占了11卷篇幅。有一些「考」，作者寫了簡短的序，以明撰述之旨。如《親征考》：「天子御甲冑統六師者，自高、文、宣、英、武凡五廟，而出塞者七，平內亂者三。今悉紀之。」[60]《命將考》：「自高廟至今，親征之外，凡大舉平敵出塞者，悉紀之。」[61]《賞功考》：「我朝功賞規制，視古最為不浮，今略志之。」[62]這四個部分，都是關於明史的重要資料，有突出的文獻價值。此書刊刻於萬曆十八年（1590），而王世貞恰於此年去世。

  《弇州史料》100卷，王世貞撰，董復表輯。王世貞去世後，董復表彙纂王氏諸集而成。它的前集30卷，包括表、序、志、考、世家、傳記；後集70卷，包括各類雜著及《觚不觚錄》、《皇明三述》、《二史考》等。全書多關明朝君臣事跡、朝政大事、社會經濟、典章制度、史料考訂，而以前集價值為高。此書有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本，時王世貞去世已24年。清四庫館臣評論說，此書「非集非史」，「世貞本不為史，強尊為史，實復表之意」[63]。董復表編輯此書，頗有與《弇山堂別集》相重複者，說明去取之間，實難反映王世貞本意；然董以「史料」名書，還是大致反映了本書的性質。

  此外，王世貞在致仕後、去世前，還曾自集其晚年之作，編成《弇州山人四部續稿》207卷（一說218卷），以授其少子士駿，至崇禎年間其孫始為刊行。此書僅有賦、詩、文三部而無說部，但其包含史傳10卷，也有一定的文獻價值。

  王世貞是一個勤奮、淵博的學者。清人稱讚他說：「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於世貞者。」[64]他在史學上的成就，也是很突出的。第一，他是真正的明史撰述的開創者。在王世貞以前，明代學人關心國史撰述者不少，但見解之深刻、撰述之勤奮、成果之豐富，則無人可與其相比。時人稱他為「良史才」，後人從他的撰述得到借鑑，說明他的史學成就的時代價值和歷史價值。如清初所修《明史》，在列傳、志、表部分，都程度不同地採用了王世貞的成果。[65]而在史表部分，前者還遠不如後者來得豐富。

  第二，他是勤奮的史料搜集、整理者和嚴肅的史料辨析者。對史事的求真精神和對史料的批判態度，是王世貞治史的主要特點。如《弇山堂別集·親征考》有一條記載：「永樂八年成祖文皇帝北征軍令，實錄不盡載，故記之。」[66]下文則全部錄出「軍令」凡54款。其《詔令雜考》說：「自高帝以後，書檄之類，不登詔令，及不可以入史傳者，錄以備考。」[67]其《市馬考》云：「高帝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唯以馬為急，故分遣使臣以財貨於四夷市馬。而降虜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以馬為幣，自是馬漸充實矣。其互市之詳，《會典》與志皆不載，故記之。」[68]這都可以反映出王世貞在史事上的求實精神。他對實錄、野史、家乘的「考誤」，則鮮明地表現了他對史料的批判態度，其《史乘考誤》歷來備受推崇，絕非偶然。但是，他對於國史、野史、家史的積極作用和文獻價值也是充分肯定的。

  第三，他是一個有強烈時代感的史學家。他執著於國史的撰述，固然有史學傳統方面的影響，同時也是受到時代的多方面啟示。他在《賞齎考·即位之賜》中指出：天子即位之賜，「高皇帝時無之」，後來有了，且範圍與數量不斷增加，「自是，後代稍裁省，然府藏之積，往往不勝其費矣」[69]。這是在批評最高統治者不斷走向奢靡。宦官對政治的危害和對世風的毒化，明代尤盛於前代。王世貞洞察於此，故於宦官問題頗致力探討，這就是為什麼《中官考》占了《弇山堂別集》十分之一多的篇幅。他的《中官考》序，深深地反映出他對政治的憂慮。王世貞在史學上從「是古非今」而轉向「博古通今」，也反映了他「隨事改正，勿誤後人」，追隨時代前進的自省精神。

  王世貞由於種種原因，終於未能寫出一部完整的和系統的明史，這是時人和他自己都深感遺憾的。陳文燭的《弇山堂別集》序和王世貞本人的《小序》，都反映出這種心情。但王世貞的史學成就並未因此而受到損害，尤其是他在史料辨析方面表現出來的批判精神，實為醫治明代史學上空疏學風的一劑良藥。他的這種批判精神，和跟他大致同時的李贄在歷史評論上的批判精神，一齊奏出了晚明史學崛起的高亢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