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史教育的特點

  明代的歷史教育，在科舉考試這一重要環節上，遠不如前朝重視。據《明史·選舉志一》載，明代的學生，主要誦讀「四書」、「五經」、《通鑑》，以及《御製大誥》、《皇明祖訓》及本朝律令。除《資治通鑑》外，史書難得受到應有的重視，以致顧炎武有「史學廢絕」的感嘆。從《明史·選舉志》所反映出來的情況，史學在明代科舉中的位置，是連遼、金二朝也不如的。

  明代歷史教育的另一個特點，是最高統治者對功臣、勛貴的歷史教育極為重視。從明太祖到明宣宗，詔命臣下編集了不少這方面的讀物，通常稱為有關的「錄」或「鑒」。《明史·藝文志二》故事類著錄：太祖《御製永鑒錄》1卷（訓親藩）、《紀非錄》1卷（訓周、齊、潭、魯諸王）。《祖訓錄》1卷（洪武中編集，太祖制序，頒賜諸王）。《宗藩昭鑒錄》5卷（洪武中陶凱等編集）。《歷代公主錄》1卷（洪武中編集）。《世臣總錄》2卷，《為政要錄》1卷，《醒貪簡要錄》2卷，《武士訓戒錄》1卷，《臣戒錄》1卷（俱洪武中頒行）。《存心錄》18卷（吳沉等編集）。《省躬錄》10卷（劉三吾等編集）。《精誠錄》3卷（吳沉等編集）。宣宗《御製歷代臣鑒》37卷、《外戚事鑒》5卷。以下著錄的還有：李賢《鑑古錄》1卷、夏寅《政鑒》30卷、顧贊《稽古政要》10卷、張居正《帝鑒圖說》6卷、張銓《鑑古錄》6卷等。這些書，基本上都是按照一定的主題、根據前人的歷史撰述編錄而成，少有創新。它們有一個大致相同的編錄思想，即「善惡以為鑑戒」。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文字通俗。以上三條，是這一類書的共同特點。舉例說來，如《永鑒錄》一書，凡分六目：篤親親之義，失親親之義，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立功國家，被奸陷害。前二目訓朝廷，後四目訓諸王。每條各舉古事，而以俗語闡說，以便於通曉。[56]可見，這一類書，也是明代史學之通俗形式的一個方面。從這些書的編集和頒行來看，明朝最高統治者對於大臣、貴戚們的歷史教育的重視，可以認為是超過前朝的。而張居正所編的《書經直解》和《通鑑直解》，同他的《帝鑒圖說》性質一樣，又都是為了對皇帝講述歷史經驗教訓而編纂的通俗讀物。

  明代歷史教育的第三個特點，是它比前代具有更廣泛的社會性。同嚴肅的史學在科舉考試中受到輕視的情形相反，通俗的史學在市井民眾、鄉塾、蒙學那裡卻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上文所論史學的通俗形式中的那些歷史讀物，據清代四庫館臣著錄，大多采自地方，說明它們在民間流布之廣。這些書的編者、撰者，有的是具有明確的歷史教育意識的；有的沒有這種意識，但在客觀上也起著歷史教育的作用。可以認為，明代是史學向社會更加廣泛傳播的時代。從史學跟社會的關係來看，它是在向前發展的。由於明代的通俗歷史讀物既多且濫，其中有不少知識上、內容上的錯誤，也有屬於那個時代難以完全避免的思想上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