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史學的通俗形式和歷史教育

  一、史學的通俗形式

  在明代，史學走向社會深層，還有一個突出的表現，即史學獲得了更加豐富的通俗形式，從而使這時期的歷史教育也具有新的特色。

  大致說來，明代學人在使史學取得通俗形式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對前人歷史撰著的節選、摘錄、重編，由此而產生出來的節本、選本、摘抄本、類編本、重撰本等，名目繁多。

  關於節選舊史，有通史、皇朝史和史論。馬維銘撰《史書纂略》220卷，取「二十一史」本紀、列傳，各撮取大略，依通史體例，匯成一書。姚允明撰《史書》10卷，自三皇迄於元代，採集史文，節縮成書。這是通史性質的；關於皇朝史方面的，如茅國縉撰《晉史刪》40卷，錢士升撰《南宋書》60卷，王思義撰《宋史纂要》20卷，張九韶撰《元史節要》14卷等，都是根據原史節選、縮寫而成。這些書，或刪之過簡，或不明史例，質量都不高，也談不上有什麼創造性。關於史論，有項篤壽的《全史論贊》80卷，有彭以明的《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和沈國元的《二十一史論贊》，各36卷，都是節選歷代正史史論會輯成書。其中沈國元還加以圈點、評議，他的評議如同批選時文，未見有多少史識。這一類書，未可作為著作看待，它們的產生，都是因舊史分量繁重欲求其簡。從這一點看，它們還是反映了社會的需要。

  關於摘抄舊史。明人的史鈔，既多且雜，摘抄的內容大多因人而異，有的甚至是隨意雜抄，沒有多少價值。也有一些史鈔，是反映了摘抄者的興趣和目的。如茅坤的《史記鈔》65卷，是刪削《史記》之文並略施評點，反映出摘抄者對於古文的興趣。趙維寰的《讀史快編》44卷，是於諸史中摘錄其新異之事，始於《史記》，迄於《新唐書》，反映了摘錄者獵奇的主旨。楊以任的《讀史集》4卷，是摘錄、編輯諸史中事跡之可快、可恨、有膽、有識者，分為4集，每條之下略綴評語。有龔一柱序，稱：「古今記載皆史也，要在出於喜怒哀樂之自然者也。夫是，則率性是史，又何俟讀？讀史者，古人先我而明其性，我後古人而鑒其情也。」[55]這大致寫出了編錄者的目的。這一類書中，還有不少是著眼於史書的字句、辭藻的，如凌迪知的《〈左〉〈國〉腴詞》、《太史華句》、《兩漢雋言》即是。它們對傳播完整的史事起不了什麼作用，但畢竟還是擴大了史書的社會影響。

  明代學人也有不少改編舊史之作，它們的情況也顯得複雜一些，雖然總的面貌並不突出，但也往往有創造性的因素。其中，按編年體寫成的，如丘浚所撰《世史正綱》32卷，起秦始皇二十六年，迄明洪武元年，以著世變事始之所由，並隨事附論，全書用意在於專明正統。顧應祥撰《人代紀要》30卷、薛應旂撰《甲子會紀》5卷，編年紀事，上自黃帝，下至嘉靖朝；其上限所記年代，則純屬臆斷。還有大致按紀傳體改編的，如范理撰的《讀史備忘》8卷，所記起自西漢迄於唐代，先列諸帝於前，而以諸臣事跡摘敘於後，史文均據正史和《資治通鑑綱目》。又如謝陛撰的《季漢書》56卷，尊蜀漢為正統，自獻帝至劉後主為本紀3卷，附以諸臣為內傳；吳、魏之君為世家，而以其臣為外傳；另有載記、雜傳，以及兵戎始末、人物生歿2表；卷首有正論5條，答問22條，凡例44條。這書的正統觀念並不可取，所訂義例亦未必允當，但作者力圖運用多種體例來反映比較複雜紛繁的歷史過程的用意，似還有可取之處。再有一種是按類書形式改編的，如唐順之撰《史纂左編》124卷，以歷代正史所載君臣事跡類輯成編，全書分君、相、名臣、謀臣、後、公主、戚、儲、宗、宦、幸、奸、篡、亂、莽、鎮、夷、儒、隱逸、獨行、烈婦、方技、釋、道共24門，而意在取千古治亂興衰之大者，著重著其所以然。這書所介紹的只是一些片斷的歷史知識；不過它立意還是可取的，歷史教育也需要這樣的書。

  明代史學的通俗形式，還有一些是屬於蒙學、鄉塾讀本。顧錫疇撰《綱鑑正史約》和梁夢龍編《史要編》二書，是這類書中較有特色的。《綱鑑正史約》36卷，編年紀事，大致反映出歷代歷史梗概。「綱鑑」，是分別取《資治通鑑綱目》和《資治通鑑》二書各一字為書名。後來清人吳乘權等撰《綱鑑易知錄》，或許是受了這書的影響。《史要編》10卷，作者雜采諸史之文，為正史3卷、編年3卷、雜史3卷、史評1卷。其自序稱：學者罕睹全史，是編上下數千載，盛衰得失之跡，大凡具在。這書的編者，有兩個意圖，一是傳播簡要的歷史知識，二是希望讀者粗知史學的表現形式。編者的這一用意，在今天看來仍是可取的。明代還有一本蒙學讀物，是在當時和後來直至近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的，這就是程登吉編的《幼學瓊林》。這是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知識的極通俗的讀本，它用對偶句子寫成，大致也能押韻，讀來朗朗上口，饒有興味；既能識字，又能增長知識。《幼學瓊林》經後人不斷增補，現今所傳最好的本子，是清代鄒聖脈增補本，凡4卷：卷一是關於天、地、朝廷；卷二是講祖孫父子、倫理關係；卷三講人事、器用；卷四講科第、學識。這種蒙學讀本的形式，在今天仍可借鑑。

  總的來看，在史學的通俗化方面，明代學人是做出了努力的。這些用比較通俗的形式寫出來的史書、讀本，對史學自身的發展很少有直接的意義，但對史學跟社會的結合確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關於這一點，還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清理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