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焦竑和談遷

  晚明還有兩個史家，是在關於本朝史撰述上做出了成績的。這就是焦竑和談遷。

  焦竑（1541—1620），字弱侯，號澹園，江寧（今江蘇南京）人。萬曆十七年（1589），以殿試第一名而授官翰林修撰。後任東宮講官，萬曆二十五年（1597）貶為福寧州同知，一年後去職。晚年起為南京國子監司業，年邁辭官，專心著述。

  焦竑一生，著作很多，《明史·藝文志》經、史、子、集四類著錄了他的書有十幾種。他關於本朝史的撰述，主要有《國史經籍志》、《國朝獻征錄》、《玉堂叢語》。《國史經籍志》（一稱《經籍志》）5卷，附錄1卷，撰於官翰林修撰時。萬曆二十二年（1594），大學士陳於陛建議修國史，意以竑專領其事。焦竑辭讓，乃先撰《經籍志》，其他皆無所撰，史館亦罷。他的《經籍志》卻有幸流傳下來。本書體例多遵《隋書·經籍志》，各類皆有小序，以明分類之旨。而其分類方法，又參考了《通志·略》，全書含經部11類、史部15類、子部17類、集部5類。附錄1卷名為《糾謬》，詳析《漢書·藝文志》以下至《文獻通考·經籍考》等公私所撰文獻分類目錄之誤。因有這些特點，它受到後人的推崇。《明史》作者批評它說：「明萬曆中，修撰焦竑修國史，輯《經籍志》，號稱詳博。然延閣廣內之藏，竑亦無從遍覽，則前代陳編，何憑記錄，區區掇拾遺聞，冀以上承《隋志》，而贗書錯列，徒滋偽舛。」[106]《四庫全書總目》甚至譏為「古來目錄，唯是書最不足憑」。這些批評顯然是過分了。

  《國朝獻征錄》（一稱《獻征錄》）120卷，人物傳記彙編。國史館罷後，焦竑仍有志於國史撰述。這書是他搜集自洪武至嘉靖間朝野人物傳記資料，編撰匯集而成。所記人物，按68門分類，徵引皆註明出處，保存了豐富的明中期以前人物傳記資料。從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和焦竑的這兩部書，大致可以看出明代史家在撰述本朝史過程中所做的一些基礎性工作。這對後人治史是有啟發的。

  《玉堂叢語》8卷，是一部筆記體史料集，仿《世說新語》體例，記萬曆以前翰林人物言行。全書分行誼、文學、言語、政事、銓選、籌策等54門，書首有焦竑萬曆四十六年（1618）所撰小序《書玉堂叢語》，以及顧起元序和郭一鶚序。顧序概括了這書的性質、內容和特點，其文曰：「《玉堂叢語》若干卷……仿臨川《世說》而記之者也。其官則自閣部元僚，而下逮於待詔應奉之冗徒。其人則自鼎甲館選，而旁及於徵辟薦舉之遺賢。其事則自德行、政事、言語，而征摭於諧謔、排抵之卮言。其書則自金匱石室、典冊高文，而博採於稗官野史之餘論。義例精而權量審，聞見博而取捨嚴。詞林一代得失之林，煌煌乎可考鏡矣。」郭序稱它「宛然成館閣諸君子一小史然」。《玉堂叢語》是明代筆記中的上乘之作，保存了不少有意義的真實史料。[107]

  談遷（1594—1657），字孺木，號觀若，浙江海寧人。原名以訓，字仲木，號謝父。他比焦竑晚出生50多年，是明末清初人。明亡之年，他50歲。作為「江左遺民」，他深懷「亡國」之痛。作為史學家，他有更強烈的歷史反省意識。談遷以諸生身份，終生未仕。性喜博綜，諳於典要，勤於撰述。著有《國榷》、《棗林雜俎》、《棗林外索》、《棗林集》、《棗林詩集》、《北游錄》、《海昌外志》、《史論》等書。《國榷》是其代表作。

  《國榷》104卷，又卷首4卷，是編年體明史。它上起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下迄明亡後一年（1645），即此書所說的弘光元年，所記其間約320年史事。此書初撰，成於明天啟六年（1626）；再撰，成於清順治十三年（1656），即著者去世前一年。書首有談遷天啟六年自序、喻應益崇禎三年（1630）序，以及談遷補撰崇禎、弘光兩朝史事後所寫的跋語和再撰成書時所寫的義例。談遷撰此書的動因，是痛感明史撰述之無成，所見諸家編年史，「訛陋膚冗」，故「屢欲振筆」。其《義例》之末簡記著述經過說：「天啟辛酉（元年，1621），值內艱，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采漸廣，且六易稿匯至百卷[108]。丁亥（清順治四年，1647）八月，盜胠其篋。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恆借人書綴輯，又二十餘年。雖然盡失，未敢廢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歸本於實錄。……冰毫汗璽，又若干歲，始竟前志。」30多年的撰述經歷，其間數易其稿。兩度撰述，在這裡他寫得極其簡略，以致初撰中遍閱崇禎朝邸報補撰有關的史事，再撰中曾北游故都調查訪問、核定史實達兩年有餘，都沒有提及。他為自己歷盡艱辛而「始竟前志」感到慶幸。談遷所撰《北游錄》中，有不少地方記載了他北上調查訪問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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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榷》所依據的史料，主要是明代歷朝實錄和崇禎朝邸報，同時「遍考群籍」，以求史事之真。喻序稱談遷集諸家之書「凡百餘種」，吳晗考訂《國榷》卷一至卷三十二引書多達120餘家，以證喻說之確。[109]

  談遷歷史撰述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國榷·義例》開宗明義就說：「橫木水上曰『榷』。漢武帝榷商稅，今以榷史，義無所短長也。事辭道法，句榷而字衡之。」這種求實的思想是他撰述《國榷》的指導思想。他說的「歸本於實錄」，是針對那些「訛陋膚冗」的編年史說的，並非是盲從於實錄；他說的「遍考群籍」，往往又是為了訂正實錄的闕遺和訛誤，並非是盡信稗官、野史之說。《國榷》全書約430萬字，寫出了明代歷史的全過程，它成於清初，但卻是晚明史學上的一個壯舉。《國榷》詳於萬曆以後史事，因而保存了比較豐富的明皇朝跟建州女真之關係的歷史記載。這是《國榷》在晚明歷史撰述上的一大貢獻。《明實錄》是記述明代歷史的主要文獻，但它有不少隱晦和曲筆，《國榷》做了大量的補充和訂正，這是它在晚明史學上又一貢獻。

  然而，談遷既以「江左遺民」的身份「榷史」，也就不可能完全做到「事辭道法，句榷而字衡之」。一個最突出的表現是，他對明末農民起義是仇視的，以至渲染農民起義軍的殘忍和恐怖，這在他記李自成進北京和張獻忠進成都時尤為突出。其次，談遷的史論，有不少地方反映出他對明皇朝統治的批評和對歷史的反省。但他對明皇朝的深致眷戀之情，也妨礙著他對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他寫崇禎皇帝之死，實際上要寫出一個「聖明」之君「雖聖明無如之何，豈非天哉」[110]的悲壯場面，從而使他的歷史觀又罩上了天命論的神秘色彩。

  談遷在清代只生活了十幾年，《國榷》初撰稿是在明亡前完成的，再撰稿因不曾刊刻而得免於清朝官方的干預以至於遭毀的厄運，使這部明朝人撰寫的明朝史巨著得以流傳於後世。從這幾個方面來看，把談遷視為晚明史學崛起過程中的一個殿軍，或許是恰當的。

  [1] 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9～180頁。

  [2] 吳晗：《記〈明實錄〉》，《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2頁。

  [3] 郎瑛：《七修類稿》卷十三「三無」，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36頁。

  [4] 張岱：《石匱書自序》，《琅嬛文集》卷一，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第18頁。

  [5]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頁。

  [6] 錢大昕：《萬先生斯同傳》，《潛研堂集·文集》卷三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82頁。

  [7] 初修《大明會典》成書於弘治十五年十二月，當在1503年，此處按常例，仍書為1502年。

  [8] 《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九，《明實錄》第2冊，台北：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783～784頁。

  [9] 宋濂等：《元史》附《宋濂目錄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4677頁。

  [10] 宋濂等：《元史》卷九十八《兵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2509頁。

  [11] 宋濂等：《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頁。

  [12] 宋濂等：《元史》卷四十七《順帝本紀十》，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986頁。

  [13] 參見邱樹森：《元史評介》，《中國史學名著評介》第2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33、237～239頁。

  [14]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頁。

  [15]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史部大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92～993頁。

  [16]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九十九《鄭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274頁。

  [17] 鄭曉：《吾學編》卷十二，《續修四庫全書》第4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1頁。

  [18]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儒林二·鄧元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291～7292頁。

  [19] 李建泰：《名山藏序》，《名山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9頁。

  [20]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四十二《洪文衡傳》附《何喬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287頁。

  [21] 朱國楨：《皇明史概》自序，元明史料叢編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36～37頁。

  [22] 《皇明大事記》卷一，刻本。

  [23] 陸光宅：《刻憲章錄跋》，《憲章錄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1頁。

  [24] 譚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十，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623～624頁。

  [25] 《明史·藝文志二》正史類著錄：「陳建《皇明通紀》二十七卷、《續通紀》十卷。」

  [26] 陳建：《皇明通紀》序，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2頁。

  [27]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三十七《馮應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174、6176頁。

  [28] 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首《凡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9、52、57頁。

  [29] 馮明玠序、陳子龍序均見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0、38～39頁。

  [30]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七《陳子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098頁。

  [31] 劉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頁。

  [32] 成書於明清之際的有關明史撰述，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一書論之頗詳，可參考。

  [33]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三·柯維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367頁。

  [34]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史部·紀事本末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39頁。

  [35] 于慎行：《讀史漫錄》卷十四，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511頁。

  [36] 參見史念海、曹爾琴：《方志芻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頁。

  [37] 張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七《藝文志二》地理類《大明志書》注，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405頁。

  [38] 《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九，《明實錄》第2冊，台北：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1149頁。

  [39] 鄭曉：《今言》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9頁。

  [40] 《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一，《明實錄》第8冊，台北：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2089頁。

  [41] 張邦政：《萬曆滿城縣誌》序，《乾隆滿城縣誌》序之二，清乾隆辛未刻本，第8頁。

  [42] 參見來新夏：《方志學概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5～76頁。

  [43] 參見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前記，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頁。

  [44]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頁。

  [4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菽園雜記》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04頁。

  [46] 錢枋：《野獲編分類凡例》，《萬曆野獲編》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7頁。

  [47] 張廷玉等：《明史》卷八十四《河渠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056頁。

  [48] 參見張廷玉等：《明史》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870頁。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九《河防一覽》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12頁。

  [49] 張瀚：《松窗夢語》卷八《漕運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58、160頁。

  [50] 歸有光：《三吳水利錄》卷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頁。

  [51]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九《東吳水利錄》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12頁。

  [52] 參見徐光啟：《農政全書校注》出版說明，石聲漢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頁。

  [53] 參見張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七《藝文志二》故事類，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392～2393頁。

  [54] 參見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四《史部·政書類·存目二》，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725頁。

  [55] 龔一柱：《讀史集》序，《讀史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4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265頁。

  [56] 參見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一《雜家類·存目八》，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118頁。

  [57]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貞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381頁。

  [58]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八「嚴相處王弇州」，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9頁。

  [59]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小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頁。

  [60]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十五《親征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11頁。

  [61]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十八《命將考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73頁。

  [62]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七十八《賞功考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493頁。

  [63]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62頁。

  [64]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二《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508頁。

  [65] 參見顧誠：《王世貞的史學》，《明史研究論叢》第2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0頁。

  [66]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十五《親征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16頁。

  [67]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五《詔令雜考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615頁。

  [68]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九《市馬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07頁。

  [69]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七十六《賞齎考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455頁。

  [70]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頁。

  [71]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路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192頁。

  [72] 劉昫等：《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98頁。

  [73]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九《國史部·論議二》，周勛初等校訂，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6409頁。

  [74]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頁。

  [75] 郎瑛：《七修類稿》卷十三「三無」，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36頁。

  [76] 張岱：《石匱書自序》，《琅嬛文集》卷一，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第17頁。

  [77] 參見李百藥：《北齊書》卷三十七《魏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488～489頁。

  [78]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傳中·蕭穎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768頁。

  [79]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十九《史記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64頁。

  [80] 黃叔琳：《史通訓故補》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0頁。

  [81]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頁。

  [82] 蓸寅等編：《全唐詩》卷六百三十《奉酬襲美苦雨見寄》，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7228頁。

  [83]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098頁。

  [84]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頁。

  [85] 談遷：《國榷》喻序，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頁。

  [86]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頁。

  [87]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6頁。

  [88]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71頁。

  [89]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雜錄下》，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110頁。

  [90] 李贄：《藏書》卷首《世紀列傳總目前論》，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頁。下同引《藏書》卷首《世紀列傳總目前論》，不另注。

  [91]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編年紀傳論》，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030頁。

  [92]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410頁。

  [93] 李贄：《藏書》卷首《世紀列傳總目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61頁。

  [94] 李贄：《藏書》卷三十二《德業儒臣前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17頁。

  [95] 李贄：《藏書》卷三十二《德業儒臣·王通》，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27頁。

  [96] 參見李贄：《史綱評要》吳從先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頁。

  [97] 李贄：《史綱評要》卷四《後秦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91頁。

  [98] 李贄：《史綱評要》卷七《漢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5頁。

  [99] 李贄：《史綱評要》卷十七《唐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77頁。

  [100]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傳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358頁。

  [101]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八《洪洲類稿》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03頁。

  [102] 王圻：《續文獻通考引》，北京：現代出版社，1991年，第1頁。

  [103]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頁。

  [104] 王圻：《續文獻通考凡例》，北京：現代出版社，1991年，第1頁。

  [105] 《續文獻通考》記事，上限大致起於宋寧宗嘉定初年，也有一些記事上溯到這以前的歷史；下限，據卷八《田賦考·黃河中》所記，至萬曆二十九年（1601）九月。

  [106] 張廷玉等：《明史》卷九十六《藝文志》總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344頁。

  [107] 參見《玉堂叢語》點校說明，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頁。

  [108] 此處說的「匯至百卷」，當指天啟六年（1626）時的書稿。明亡之後，作者增補崇禎、弘光時史事，卷數當有所增加。今本卷帙，系整理者近人張宗祥據幾種傳抄本斟酌厘定的。

  [109] 吳晗：《談遷和〈國榷〉》，《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3頁。

  [110] 談遷：《國榷》卷一百，思宗崇禎十七年，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60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