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經濟史著作

  一、治河、漕運與水利之史

  經濟史著作在明代史學發展上處於引人注目的地位。王圻撰《續文獻通考》254卷，關於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內容占42卷，計有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諸考，而以田賦、征榷、國用三考最詳。《明史·藝文志》史部故事類著錄諸書，有關經濟史方面的著作占半數以上，名目有會計、田賦、均役、廠庫、漕政、鹽政、屯田、荒政等；地理類著錄的有治河、水利諸書，亦與經濟史有密切關係。這裡僅就治河、漕運、水利之史和農政、鹽政、荒政之史兩個方面，略述其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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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藝文志》地理類著錄治河之中，有劉隅、吳山各撰《治河通考》10卷，潘季馴《河防一覽》14卷等多種；著錄水利之史，有伍余福《三吳水利論》1卷，歸有光《三吳水利錄》4卷，許應夔《修舉三吳水利考》4卷，王道行《三吳水利考》2卷，王圻《東吳水利考》10卷，沈啟《吳江水利考》4卷等關於東南水利之史者多種。同書故事類著錄邵寶以下諸人所撰漕政、漕運之史者多種。《四庫全書總目》較《明史》晚出，它所著錄有關的著作，比《明史·藝文志》要多一些。此外，明人筆記也多有涉及治河、漕運、水利方面的內容。

  《河防一覽》是明代關於治河之史的代表性著作。作者潘季馴（字明良，1521—1595）自嘉靖末年至萬曆年間，四奉治河之命，總理河道，首尾27年，成績顯著。萬曆七年（1579），在一次治河工成時，匯集前後章奏及諸人贈言，輯成《宸斷大工錄》10卷。後在此書的基礎上進行增刪，撰成《河防一覽》。它包括敕諭圖說、河議辨惑、河防險要、修守事宜、河源河決考各1卷，前人關於治河的議論和經驗共9卷。該書大致是兩部分內容，一是潘季馴治河的主張和經驗；一是前人的治河主張和經驗，而後者即關於歷史部分占了全書卷數的三分之二。《河防一覽》在詳盡列舉前人治河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作者本人的治河實踐，提出了在當時看來是比較周全的治河主張，「大旨在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積。上流既急，則海口自辟而無待於開。其治堤之法，有縷堤以束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有滾水壩以泄其怒。法甚詳，言甚辨」[47]。後人指出，潘季馴治理黃河的方法「綜理纖悉」，是綜合治理的方法：通漕於河，即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即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合入於海，即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生平規劃，總以「束水攻沙」為基本治河方針。[48]而潘季馴以水攻沙之法，也得自於前人治河經驗的啟發。《河防一覽》總結了歷代河決的情況和治河的經驗，也反映了明代治河的新成就。又如黃克纘撰《古今疏治黃河全書》4卷，全書分黃河考略、治河左袒、三吳水利等目，上起商代祖乙之圮耿，下迄萬曆三十二年（1604）蘇莊之決，最後陳述當時治河之方略。此書在闡述治河之史方面，有更明確的宗旨。

  在明代，漕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曾在穆宗朝任總督漕運的張瀚指出：「漕運乃國家重計，國初自永樂移都北京，軍國之需盡仰給於東南。」而漕運又是跟治河密切相關的，張瀚寫道：「若夫輸運帆檣，必由河道。每歲舟千艘、糧萬石，渡江淮以溯黃河，從此浮濟入汶，逾滄瀛而達通惠，皆藉渟溜疏通。其中設堤岸以束奔騰，建閘壩以時啟閉。雖浚鑿排瀹，運用賴於人謀；而轉徙變遷，緩急難調水性。」[49]這正是明代學人重視漕政和漕運史撰述的社會經濟原因。漕政方面的著作，往往出於與此有關的官員之手。如《漕政舉要錄》18卷，是武宗時總督漕運的邵寶所撰。此書卷一至卷六為河渠之政，卷七為舟楫之政，卷八為倉厫之政，卷九為卒伍之政，卷十至卷十一為轉輸之政，卷十二為統領之政，卷十三至卷十五為紀載之政，卷十六為稽古之政，卷十七為準今之政，卷十八為雜錄。這書主要講漕政，但也有一些卷涉及漕運之史。漕運史方面的著作，有在世宗時負責總運江北的楊宏所撰《漕運通志》10卷。楊宏曾撰《漕運志》4卷，後擴展為「通志」10卷，考古今沿革。全書有六表三略：六表是漕渠（分為2卷）、漕職、漕卒、漕船、漕倉、漕數，三略是漕例、漕議、漕文。其序稱：表立則經見，略輯則緯彰。表、略關係是經、緯關係。黃承元撰《河漕通考》2卷，是兼論治河與漕運的書，其上卷論河防，下卷論漕運，都是上溯歷代而下迄萬曆中期，文頗簡潔，是綱要式的通論。

  不僅治河與漕運相關，治河也跟三吳水利相照應：治河是北方水利的大問題，三吳水利則是東南水利的關鍵。上述有的論治河之史的書也論及三吳水利，並不是偶然的。值得重視的是，歸有光（1507—1571）所撰《三吳水利錄》4卷，是專論三吳水利之史中有特點的著作。歸有光在本書小引中寫道：「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攬引途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顓學二三家，著於篇。」[50]這是講到了自唐以後，漕運與三吳水利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專學之論，不被重視，此書編纂即為彌補這一不足。因此，這書前三卷是采輯前人論水利之尤善者七篇編次而成，其中郟亶書二篇，郟喬書、蘇軾奏議、單鍔書、周文英書各一篇，附金藻論一篇。作者自撰《水利論》二篇，編於卷四，並以三江圖附於其後。其《水利論》是對前人所論「未盡之理」予以發明，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本書主旨在於：治吳中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他水不勞餘力。清人認為：「言蘇松水利者，是書固未嘗不可備考核也。」[51]同此書相比較，王圻的《東吳水利考》10卷則是以圖為主的水利史著作。王著前9卷為圖考，圖各有說，於蘇、松、常、鎮四郡尤詳；末卷為歷代名臣奏議。此書頗多疏略，清四庫館臣甚譏之。然作者意圖在於以圖說與論議相結合，以考東吳水利之史，還是可取的。

  自宋元以降，論治河、漕運、水利之史的著作逐漸增多，而至明代尤為明顯地呈發展趨勢。這一方面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的進一步密切，以及人們對這種關係之認識的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們加強了對社會經濟史的關注。